古代中国灾害管理特征与灾害文化的理解

古代中国灾害管理特征与灾害文化的理解

作者：孔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古代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农业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中国将农业生产作为国之根本。蝗灾与水灾、旱灾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自然灾害，对我国古代的粮食生产造成了极大影响，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国家发展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对于蝗灾治理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形成了具有时代和区域特色的灾害文化。因此，探究和总结古代中国的灾害管理特征和灾害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农村地区的应急管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古代中国灾害管理的主要特征

（一）古代灾害管理的后发性特征

中国古代灾害管理具有后发性特征。在中国古代，官方的灾害管理往往是不全面、不连续的，且常常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紧急或重大灾害问题而进行的。这就导致当时的灾害管理具有后发性的特征。可以说，除了防洪抗旱的水利工程等是在灾前采取的防灾措施外，主要的大规模灾害管理是灾后由朝廷专门委派官员进行赈灾救济等模式。

（二）古代减灾措施的被动性特征

中国古代灾害管理的减灾措施具有被动性特征。中国古代灾害发生后，尤其是遭遇特重大灾害后，朝廷和地方政府往往不相信人类的减灾能力，不敢采取抗灾措施，而是靠急死天地、社稷、祈祷等方式，寄希望于苍天不再给人类降灾。例如，公元716元，唐代多地发生了大规模的蝗灾，宰相姚崇组织了大规模的人工灭蝗行动，最终取得了很好的减灾效果，但这一正确的抗灾措施却遭到了朝廷重臣的集体反对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抗拒。反对的声音认为蝗虫是上天降灾，维修德可免之，而人类驱杀蝗虫会导致更大的危害。在姚崇强令灭蝗之前，广大黎民百姓也多向蝗虫烧香礼拜，看着蝗虫啃食田间的青苗而不敢靠近。在面对洪水、地震、干旱等自然灾害时，广大灾民有时会以异地迁徙的方式被动的地避灾，而不是主动的地防灾减灾。

（三）古代灾害管理中忽视减灾科技

中国古代灾害管理中官方往往忽视了对减灾科技水平的提高。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测震仪——候风地动仪，但这项伟大的发明却没有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视。他们从怀疑到惊叹，却也只是把它作为玩物看待，并没有深刻认识到它的重大科学意义和使用价值。中国古代人民在地震减灾方面的某些认识和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例如，人们可根据宏观异常前兆现象测报地震，在防震、抗震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人们选用抗震的材料建筑房屋，加固建筑物地基和房屋整体性能，房屋建设选址时及注意方便生活，又注意防灾条件。在中国古代其他它方面的减灾技术亦是如此，一种先进的防灾减灾救灾工具的发明和方法的发现，大多都是个人基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提出的，一般很难得到政府部门的鼓励与扶持。

（四）古代灾害管理重视水利工程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多种管理形式的水利工程，以防洪抗旱和趋利避害。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最为主要的减灾工程。这些工程大到国家级的，中到地方官府组织的，小有个人或小群体自行修建的，不仅可以防洪抗旱，而且往往在非灾期用于农田灌溉以提高粮食产量。由于中国古代主要以农耕为主，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显得异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当时一个地区是否繁荣和稳定，人口是否密集，经济是否发展等。因此，中国从远古时期就非常重视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例如战国时期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和郑国修建的郑国渠均为秦国提供了万亩良田，为其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秦代往后，一些重要的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繁荣发展都与水利灌溉工程密切相关。此外，由于中国江河众多，水患不断，历朝历代都对江河治理工作极为重视。例如，隋唐以来，朝廷中的工部有专门官员负责江河治理，朝廷拨专项经费，并动用无数民工在汛期来临之前治理江河渠道。各类水利工程的组织者，从帝王、朝廷重臣、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都有。例如，大禹受舜帝委托而治水；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在今黑背磁县、临漳一带主持修建了漳水十二渠以治水患。此渠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约一百年后100年后的魏襄王时期，史起出任此地的地方官，再次大型引漳溉邺工程，把大片盐碱地改造成了水稻田。公元前256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防旱排涝作用。此工程布局合理，设计巧妙，方便管理和运用，使得四川平原旱季可灌溉，雨季可防洪，起到了趋利避害并举的双重作用。秦国水工郑国在公元前246年设计并主持修建了关中平原上的郑国渠。此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长300余里，灌溉良田面积4万余顷，造就了关中地区沃野千里。五代时期吴越国利用军队并强征役夫修浚河堤，治水治田。历朝历代皆鼓励、号召和帮助百名凿井，以取地下水灌溉农田，有些地区形成了井灌区。历朝历代的百姓不经官府过问，自发联合起来修建农田水利的事情比比皆是。例如，清代时期长江流域无地的百姓前往川、鄂、陕边区山中开垦山田，合力筑堤，挖渠引水。

（五）古代减灾观念的长期稳定性特征

中国古代灾害管理上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减灾观念。人们对灾害的认识和相应的减灾措施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认为灾害是天意，它发生在政不修、德不厚、道不正的社会时期，目的在于警戒和谴责庶民，特别是帝王的过失，并令其悔过。因此，人们不可能直接抗拒它，而只能从政、德、道改善的方面来顺应天意，谋求上天恩典，间接地起到消灾的目的。另一种是把灾害看作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认为人类可以直接减灾。因此，“趋利避害”的观念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一种科学的生产和减灾观念。由于那时的减灾观念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因而，若这些观念是科学合理和有积极意义，就能够较好地发挥其指导减灾或促进减灾的作用。但如若某些减灾观念有消极意义，也会禁锢人们的思想，束缚人们的行为，阻碍灾害管理成效，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

二、理解灾害文化及古代中国灾害文化形成

（一）灾害文化的多层面特征

灾害文化的概念是由日本学者林春男于1988年提出：灾害多发地的地域共同体(社区)所保有的文化意义上的安全保障策略，它在灾害的前兆、受灾、灾后重建的全过程中，对地域共同体、住民的行为模式和应对措施产生作用和影响。1990年，田中重好等学者对灾害文化的定义与内涵作做出了进一步整合，他们指出：灾害文化是促进（或障碍）以下几方面发展的文化：灾害的预防，对难以预防的灾害进行预测，将发生灾害(包括次生灾害)时的破坏减轻到最小限度，灾后恢复重建。其内涵首先是指防灾的价值、规范和知识。包括灾害观、防灾的科学知识、传说、技术和技能等。其次是指行动方式，涵盖了灾前、灾中、灾后的一系列行动。最后是指对灾害的经验总结形成的有形化防灾对策，包括防灾建筑、物资等方面的筹备。根据2021年方修琦教授对于灾害文化的定义，其基本内涵主要划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精神信仰层面，包括神话传说、宗教、民族文化、哲学思想、政治信仰等，它们是高于现实世界的精神现象，侧重于规范人的精神活动，对灾害文化本身及其表现形式有着潜在但深刻的影响，是灾害文化的根基。第二，社会行为规范层面，包括政治制度、等级阶层、法律法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它们侧重于约束人的外在行为，是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灾害应对的工具。第三，个人观念层面，包括审美偏好、消费观念、价值取向等，它们既受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又受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且具有群体共性，是某一地区灾害文化地方性最直观的表现。

（二）古代中国灾害文化的形成

从蝗虫治理来看，从两汉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对于蝗灾的应对和治理在精神信仰、社会规范以及个人观念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因而由这三个方面构成的灾害文化也呈现出时代的特殊性，但在呈现各个时代特点的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历史继承性。历代关于治蝗的灾害文化是基于所处时代的具体环境，并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之上提出的深化，进行有扬弃的发展。

灾害文化隶属于不同时期的人们所构建出来的社会文化空间，必然会受不同时期的自然条件、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影响。一方面，从以自然因素为代表的客观现实角度出发，汉代以来中国的版图不断变化，随着气候、土地等自然因素的变迁，灾害文化的内涵也做出了相应改变，并带有不同的时代、地域特点。如南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同时该时期气温下降，作物带的南移使蝗灾出现在了长江以南地区，基于此，南宋时期的灾害文化更多在江南一带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从主观思想层面出发，在每一次遭受灾害之后形成的经验与灾害印象不断强化人们对于蝗灾的认识，丰富人们关于防灾减灾的知识，因此，人们能够对前人的治蝗方式不断提出新的见解，进行改进，使灾害文化的历史根脉得以延续。同时，在外儒内法的社会主流思想不断巩固的同时，蝗灾的治理不断走向系统化、法制化。

总的来说，灾害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产物，其变迁过程受制于特定时期的客观现实因素，如自然环境，地域空间限制；也受制于社会主流价值以及政治制度。但其发展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一旦形成了特定时期灾害文化的变迁，便会在应对灾害时的制度、思想、态度方面产生逐渐渗透的影响。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2年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22DL0302），2021年度中华农业科教基金课程教材建设研究项目（NKJ202103014）和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2022年立项课题面上项目（MS2022370）研究成果。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本文发表于《中国减灾》2023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