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塑造和免疫系统有关吗？-

利维坦按：

很多人十分羡慕超忆症（Hyperthymesia）的人，可实际上，超忆症患者的经历可谓痛苦万分：他们可能会记住这几十年吃过的每一顿饭、做过的每一件事……哪怕是极为痛苦的回忆也历历在目。人类演化至今，之所以大脑有遗忘机制，也是生存选择的必须，它通过有选择性的存储记忆以获取最佳经验。

也有心理学家认为，比如抑郁症根本不是机能失调，而是为了获益而生的进化机制。抑郁的身心状况似乎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系统。首先是快感缺失，在大多数活动中都无法获得愉悦。反刍时间增加，深陷在个人痛苦的源头不能自拔。但同时，某些类型的分析能力有所增强，比如自我洞察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防患于未然的能力。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734449/）

因此，或许就如今天文章所讨论的人格与免疫系统的关系一样，我们很难就个体和群体付出高昂代价而获得的能力简单判断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小鸟饿的时候，冒着被吃掉的危险叫声特别大，当成为一种渴求食物的真诚信号，母亲就会回应它。而在我们人类社会中，精神科专家长期以来将由于抑郁试图自杀的行为当作在呼救，但与其把这当成求救的病理形式，不如将其看作是对周遭敏锐反应的结果吧。

遗传学家和免疫学家约书亚·米尔纳（Joshua Milner）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高级研究员，他对被细微因素影响的生活有一套激进的理论。

米尔纳认为，保护我们免受微观入侵者伤害和让我们对花粉打喷嚏的东西——免疫系统，可能让人变得快乐、勇敢、外向，也可能变得害羞、焦虑、孤独，这取决于某些特定的遗传变异和我们周遭的环境。直接证明这一理论所需要的条件，就是将人们放置在一个生物穹顶（译者注：biodome，人造生物圈，一种封闭的生态系统）中，并观察他们几十年。

米尔纳一直在尝试帮助人们理解基因如何影响免疫系统，以及它有时如何引发免疫系统的异常而使我们生病。他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性疾病实验室以及过敏科遗传学和发病机制科的负责人，他和他的团队曾发现过一种使人对低温过敏的罕见基因突变。最近，他们发现了包括肠易激综合征或慢性疲劳在内的种种疑难杂症背后的遗传因素。

（www.nih.gov/news-events/news-releases/nih-scientists-find-cause-rare-immune-disease）

（undark.org/2017/07/24/mystery-diseases-syndromes-health-care/）

米尔纳想要研究的并非一种特定的疾病，或是因免疫系统恣意妄为而引起的一系列症状，相反地，他想阐明一些更普遍的东西：“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以及人类在认知任务中的表现和差异存在的原因。”

简而言之，米尔纳想创造一个封闭的世界，科学家可以在出生到死亡的维度上观察一个多样化的人群样本。为了找出免疫系统的遗传特质与心智的关联，研究人员需要跟踪他们的社交生活和智力。当然，这样的实验是非常不道德的，逻辑上也几乎不可能实现。

米尔纳和他的团队在进行研究时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些患有罕见遗传疾病的病人常出现行为或认知问题，比如容易焦虑，又或记忆力很差。这不奇怪，如果你像米尔纳的患者们一样患有慢性的、不为人所理解的疾病，巨大压力带来的沮丧是很自然的。

但有报告称，在免疫系统和我们的大脑之间，正发生着更深层次的变化。

构成免疫系统的细胞使用分子来帮助保护我们免受外部伤害。其中一种分子称为干扰素γ。干扰素γ在产生针对病毒、细菌和真菌引起的严重感染的特异性免疫反应方面特别有用。而免疫系统产生的另一种分子，称为白细胞介素4，有助于促进抵抗绦虫等寄生虫的免疫细胞的产生。

然而，我们的身体十分节俭，它尽可能集中资源来调配。因此，当白细胞介素4或IL-4被激发产生时，身体会减少干扰素γ；相反，当干扰素γ被调用时，IL-4就被打入冷宫。简单地说，IL-4和干扰素γ代表免疫系统的两种不同途径，它们被用来抵御与其“适配”的威胁，彼此相互对立行动。

这就是棘手的地方。来自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乔纳森·基普尼斯（Jonathan Kipnis）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在对小鼠的动物实验中，没有干扰素γ受体或无法产生干扰素γ的小鼠有严重反社会倾向。这些研究还表明，无法产生IL-4的小鼠会出现严重的记忆和认知问题。

（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18626）

（www.jimmunol.org/content/189/9/4213）

在这里重申一下：干扰素γ可能会使动物更具社会性，而IL-4可能有助于保持头脑敏锐。这也许是身体爱节俭的另一个例子：两个基因在免疫系统和大脑中都有不同的目的。

米尔纳认为主要问题在于这种关系是否也在人类身上存在。如果IL-4让你变聪明，干扰素γ让你大受欢迎，那么任何一个因素的波动都可能导致行为改变。打个比方，如果干扰素γ越少，我们的大脑就越能通过巧妙地让我们远离其他人（他们可能携带各种传染病）来补偿我们，类似一种认知上的免疫系统。

“预防这些疾病的不是免疫系统，而是你的大脑阻止你陷入感染疾病的情况，”米尔纳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看法——当免疫系统可能或无法做到这一点时，大脑可以介入。”

这是米尔纳等人提出的假设，但目前没有直接证据支持免疫系统与行为或认知之间的联系。然而，有一些间接证据表明在人类身上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存在。IL-4也是我们过敏的主要原因。过多的IL-4会使免疫系统过于敏感，并可能对花粉和宠物皮屑等无害物质反应过度。

201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智商高于平均IQ水平的人（这个智力衡量标准有公认的缺陷）往往有更多的过敏症，并且会出现缺乏健康社交能力的疾病，如自闭症或焦虑症。2018年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与非过敏性人群相比，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过敏症的年轻人往往具有更好的空间推理和更多的大脑灰质。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提高人们的过敏的另一个关键媒介——组胺水平，可以对他们的长期记忆技能同时产生负面和积极影响。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60289616303324#!）

（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21985-8）

（www.eurekalert.org/news-releases/819619）

通常，要弄清楚这些需要大量的渐进式研究，其中大部分只能依赖于动物研究，而这些研究永远无法明确证明其对人类的影响。但在米尔纳想象中的实验室里，我们可以更接近真相。

在他的想象里，如果生物穹顶的科学家发现体内IL-4含量较高的人通常智力更高，社交能力却更低，那我们就有了这种蛋白质影响心智的证据。反之亦然，如果干扰素γ含量高的人智力更低但擅长交际，也能够证明其中的关系。但收集这种数据肯定很难。

米尔纳解释说，“使这项研究变得困难的是，我们需要基于大规模人群的遗传信息，以及相应的认知和社会结果的验证测试。”

而智力和社交能力的衡量因素错综复杂，比如一个短期记忆或空间推理能力厉害的人可能更擅长解决谜题，但这并不使足以让他们在其它各方面都更聪明。同样的，外向并非是良好社交技能的唯一因素。

至于这个研究群体的数量需要多大，从基因上来说，取决于可招募的人群种类。

“你需要成百上千的人或数百名具有罕见突变的轻症患者，这并不好找，”米尔纳说。

能找到一些遗传上对干扰素γ或IL-4特别敏感的人固然不错，但基因并不是全部，一个人的基因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也是重要因素。在动物实验中，小鼠没有对感染或过敏反应进行处理。但在现实世界中，感染和过敏触发因素一直在发生，它们分别引发产生更多的干扰素γ或IL-4。因此，这些事件及其频率也会影响认知和社交能力。

真正使这个实验几乎不可能的是它所涉及的流程。有很多变量需要同时跟踪，一个专门的科学家团队需要在大量志愿者的生命的早期对进行密切观察。更不切实际的是，科学家不仅要观察一群人一辈子，还要观察几代人。我告诉米尔纳，他的理想实验听起来像是保利·肖尔（Pauly Shore）执导的1996年经典《生物穹顶》（Bio-Dome）的严肃版本（以及启发这部电影的现实生活中的封闭环境系统），他大方地接受了这种比较。

电影《生物穹顶》（又译为《抓狂双宝》）剧照。© Inverse

生物圈2号（Biosphere 2）：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北部的Oracle地区，是爱德华·P·巴斯及其他人员主持建造的人造封闭生态系统。占地1.3万平方米，大约有8层楼高，为圆顶形密封钢架结构玻璃建筑物。“生物圈二号”建造于1987年到1989年之间，它被用于测试人类是否能在以及如何在一个封闭的生物圈中生活和工作，也探索了在未来的太空殖民中封闭生态系统可能的用途。© Joseph Sohm Getty Images

“生物穹顶会很有用，”米尔纳补充说，它将让研究人员仔细研究环境与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可以让过敏的人进入那里，所以可以看到当过敏物质通过他们的静脉时会发生什么，但你也希望有没有过敏性疾病的人参与。”他补充说，对于对干扰素γ反应较差的人来说，生物组还可以仔细控制他们接触的细菌种类，包括那些可能导致感染的细菌。

他认为，实际上科学家最接近的研究样本是具有异常罕见的突变的人，这些突变使他们要么非常容易接受干扰素γ和IL-4，要么缺乏一种类型的受体或另一种受体。米尔纳和其他人已经开始设计这些研究。但是，由于这些人从定义上讲非常罕见，并且经常生各种各样的病，因此很难将他们的发现作为典型。尽管如此，米尔纳仍然相信这个理论值得深究。

“这些遗传差异对我们的行为有可能不造成任何影响吗？我会觉得这不太可能，”他说。“它们必然影响一些东西。”

米尔纳一再指出，如果免疫系统的这些特质以及它们与心智的关系确实存在，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作某种好坏的判定。更好的记忆能力，加上对IL-4的更大反应，可能会让你更好地参加考试，但也许你会更加焦虑或反社会。另一方面，如果你对干扰素γ有特别强烈的反应，你可能不太会感冒，并且更加外向，但代价是成为每周益智问答之夜最糟糕的成员（当然，这些例子是粗略的简化）。

最重要的是，干扰素γ/IL-4的理论展示了我们被生活中的看不见的力量所支配，而这些力量互相纠葛，来源混乱。

米尔纳说：

现实世界的运作方式并不简单，但这样的实验可以帮助解释我们行为的一些倾向。当对感染威胁做出反应时，遗传因素是否会让我们对它产生不同的反应？面对不同的事情我们的焦虑程度是否也会不同？这是遗传是否影响我们的政治倾向？我们会根据抵抗感染的能力以不同的方式感知威胁吗？想想所有可能从中得到的线索。

例如，几项研究发现，保守派倾向的人比自由派更有可能表达厌恶和害怕污染。同时，这些人更有可能担心不同面貌的移民。如果我们不为这种行为本身辩解，那么也许更值得探索的是，我们的基因和免疫系统是否能帮助人类解释自己最糟糕的冲动。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09051381200116X）

文/Ed Cara

译/大家伙

校对/芝麻塞牙缝儿

原文/gizmodo.com/a-lifelong-biodome-experiment-could-reveal-how-the-immu-18310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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