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农村的地瓜？人家是励志移民中国的红薯！

来自农村的地瓜？人家是励志移民中国的红薯！

吕伟涛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张进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非遗工作专委会委员

红薯不移民，谁也没法卖红薯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这句曾风靡一时的台词出自豫剧《七品芝麻官》，该剧讲述的是一个七品县令不畏权贵，秉公执法，为民做主的故事。

红薯，在中国不同地区又名地瓜、甘薯、白薯、番薯、红苕等，属旋花科，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块根植物。红薯的块根既可熟食又可生吃，还可以作饲料、制糖和生产酒精等，其茎叶也可做蔬菜和饲料，是比较重要的粮食和多用途作物。

然而，《七品芝麻官》这出戏的时代背景是明代嘉靖年间，比红薯引入中国的年代早了至少好几十年，县令即使辞官回家也是卖不成红薯的。要知道，如果没有福建人陈振龙（约1543—1619年），很可能谁也卖不成红薯。

陈振龙，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县，年轻时曾经考取过秀才，但随着明末人口的剧增和科举的艰难，在考取举人不第后，陈振龙跟随着东南各省浓厚的经商风气下了南洋（东南亚）经商，“往来于闽省、吕宋（菲律宾）之间”。

到了菲律宾以后，吃了大半辈子大米的陈振龙第一次吃到红薯，这种清甜又耐饱的神奇物种，一下子就吸引了他的目光。陈振龙想到老家粮食短缺，时常有各种旱涝灾影响收成，很多父老都因为粮食紧缺而生活艰难的时候，他就想着把这种“物种”带回国内。

明朝时期，国内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是小麦和水稻。与现在一样，北方种小麦，产量大约亩产200—300斤，一年一季；南方种水稻，一年两季，亩产差不多500—600斤。面对明末急速膨胀的人口增长，这样的产量很难维持人们生活。

而菲律宾的红薯，亩产量高峰可达4000斤，最低的产量也有2000斤，并且对生长环境适应很强，甚至沙土地都能很好的生长。

外国佬“红薯”的身份之谜

菲律宾，也并非红薯的原产地。红薯起源于中南美洲，至少在5000多年前就被印第安人改造成农作物栽培了。红薯被欧洲探险家、冒险家、殖民征服者多次“发现”——由哥伦布在西印度群岛、由巴尔博亚在中美洲、以及由皮萨罗在秘鲁，等等……在中南美洲，印第安人把红薯叫作“卡莫特”，印加人却叫它“巴塔塔”。

1526年，红薯被西班牙人从西印度群岛引入西班牙，再从西班牙传入意大利，又从意大利传到奥地利、德国、比利时，接着传入英国。红薯在欧洲的传播比较缓慢，它在一段时期内与马铃薯一样受到误解，被认为含有催欲素。为了寻找新药，对这些新作物感兴趣的首先是当地的医药学家和植物学家。虽然红薯在西班牙有较大的种植面积，但在整个欧洲，由于饮食习惯和地理条件，红薯始终不如马铃薯那么普及。

大约在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把红薯带到他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再由这些殖民地传入亚洲大陆各国。菲律宾的红薯就是由西班牙人引入的。

万水千山不辞劳，漂洋过海至神州

陈振龙想把这种产量大，又美味的物种带回国内，可想法总归是想法，实行起来难度也很大。当时的西班牙人也很精，“珍其种，不与中国人”，并且加强了在海关层层盘查。据说，陈振龙第一次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过海关时被查了出来，没收加批评教育。第二次把红薯的藤条编入一只藤篮，试图拎着篮子蒙混过关，结果又被查了出来，他被骂作小偷，被毒打一顿，差点被关进大牢。

陈振龙头两次偷运都失败了，后来更被西班牙人列为“严查对象”。直到陈振龙年近50岁，救民于水火的意愿更加强烈，他再沉思了好多天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好法子。1593年，在通过贿赂当地土著、得到红薯藤后，陈振龙将薯藤绞入汲水绳，并在外边涂上泥巴。混过关卡后，历经七昼夜的颠簸航行，终于将红薯藤从菲律宾带回福州。

那一年，正好是大明万历二十一年。那一年由明朝大将李如松所率领的明军在朝鲜平壤助朝鲜人击败日本人登上了“头条”，所以陈振龙的这一壮举，被淹没在了时代洪流里。

试育红薯为义举，人事天恩两相全

归国之后，陈振龙和他的儿子立马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上了一份帖子，建议在福州试种培育这种红薯。与此同时，陈振龙率先在自家的农田里开始终植这种东西。

4个月后，他们便收获了成功。“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福建巡抚金学曾获知后振奋不已，马上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随后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引种红薯。

这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上天恩赐给中国人的最好的礼物。这场由陈振龙偷运红薯后，在中国引发的食物革命和人口革命，可以说，无论如何赞誉都不为过。

要知道陈振龙生活的明朝末年，中国当时的实际人口已经超过1亿人。

以福建惠安县为例，由于人口剧增、地产不足，仅仅隆庆五年（1561），这个区区一万多户人口的蕞尔小县，每年就“须输入米粮约七万石（约合现在1300万斤）”，才能养活全县人口。要不是红薯的引进，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国人也许会被饿死。

由此可见，陈振龙之功绩，绝不可没。清朝道光年间，福建人为感谢陈振龙的恩德，在乌石山建造了“先薯祠”和“先薯亭”，以此纪念引进红薯有功的陈振龙。

当然，红薯传入中国也并非是陈振龙一人之功。现在可以肯定，是西班牙水手将红薯传至吕宋，葡萄牙水手则将红薯传至交趾（今越南）。而红薯传入亚洲之后再传入中国，是通过多条路线的。

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16世纪末叶，包括陈振龙一线，至少有三种可能的途径：一是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缅甸，再传入中国云南；二是葡萄牙人从美洲传到越南，广东东莞人陈益或吴川人林怀兰将之再传入中国广东；三是西班牙人从美洲传到菲律宾，福州长乐人陈振龙将之再传入中国福建。

据考，云南、广东、福建这三线的传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是齐头并进的。只是陈振龙一线的传入，史料记载更为明确翔实，且经过后世研究者多次考证评述，知名度与影响力也因之更高。

移民中国，入乡随俗

红薯本身具有抗涝、耐旱、耐瘠等特性，又特别适合中国的地形、土壤、气候条件和中国人的口味。何乔远在1600年前后所著的《闽书》中讲到，由于红薯的广泛种植，在泉州其“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耋童孺行道粥乞之人皆可以食。徐光启总结出它有13个优点，包括高产益人、色白味甘、繁殖快速、防灾救饥、可充笾实（祭品）、可以酿酒、可以久藏、可作饼饵、生熟可食、不妨农功、可避蝗虫等。

由于上述这些优点，到清乾隆年间，红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更有民间传说，红薯一度成为乾隆皇帝“御膳”专用食材，还治好了他晚年顽疾“便秘”，因之身价陡增。

另外，红薯在中国传开后，劳动人民通过摸索，逐步发展出“深耕厚埋”等栽培技术。如明代《群芳谱》所说，“须岁前深耕，以大粪壅之，春分后下种”。植红薯须起垄作畦，以便排水通气，且可加深土层，以利结红薯，并便于人工劳作。该书指出，“种薯宜高地、沙地，起脊尺余，种在脊上。遇旱可汲井浇灌”。

正因为红薯的引进，改善了中国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和中国人的食谱。红薯成为过去中国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明清史书上经常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中国人口发展也因此迎来了历史的井喷，康熙三十九年（1700），当时中国人口约为1.5亿人，而不到百年后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朝人口飙涨到了3.13亿人。

红薯中国——一个开放交流的中国

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是红薯生产和消费的头号大国，红薯在中国粮食作物中排名第4位，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7500—8000万亩，约占世界种植面积的60%，年产量约1.2亿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约80%。

在中国，不但发展出烤红薯、煮红薯稀饭、红薯粉蒸肉等吃法，创造了晾晒、炒红薯干这种带有零食糖果性质的食品，还诞生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谚语和典故。远道而来的红薯，在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曾经并将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仅是红薯，盘点一下现代中国人的餐桌，很多习以为常的食材其实都是舶来品。它们传入的时间久远、种植广泛，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它们的进口身份。这些食材包括马铃薯、番茄、胡椒、花生、核桃、芝麻、辣椒、菠菜、西瓜、胡萝卜、玉米、黄瓜、大蒜，不甚枚举。张骞出西域和郑和下西洋都引入了丰富的海外食材。时至今日，要想丰富我们的菜篮子和餐桌依然离不开进口食材。我们的胃告诉我们，贸易、开放和交流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