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传承 | 李桓英:一名百岁党员的奋斗之路

麻风病
北京科协

李桓英,1921年出生在北京,1946年考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与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1950-1957年在世卫组织工作7年,在东南亚从事热带病防治工作。1957年,放弃世卫组织官员身份回到祖国。1960-1970年代,在中央皮炎所参与皮肤病防治工作。1979年开始专门从事麻风病防治,她在中国率先开展了短程联合疗法,使麻风病发病率大幅下降,复发率仅为0.03%。在她带领下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世卫组织誉为“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

2016年12月27日,在北京友谊医院,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正在举行。在宣誓入党的众多年轻人当中,有一位特殊的老人格外引人注目,她庄严地宣告:“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麻风防治事业奋斗终身!”如果说青年党员的宣誓是现在将来时,这位老人的宣誓,则是过去现在将来时,因为她已经用70多年的生命,践行了此时的志愿,直到今天,她仍以党员的身份继续奋斗着。她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李桓英。

让选择变得简单

我们归国的老一辈科学家有一个共性,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都有着像超级计算机一样复杂的头脑,但是在面临事业和生活的选择时,他们又有着孩子一样简单的心灵——对待研究对象,务求真实,没有任何含混不清;对待个人名利,只有最低要求,在个人利和天下利之间,总是选择考虑更多人的利益。在李桓英身上,这种简单体现在她多次人生选择中。

李桓英于1921年出生在北京,1939年考取同济大学医学院之后,才结束了辗转的少年时代。但是,战乱中的人们,想自安而不得。同济大学的师生们在数度辗转之后,终于在李庄暂时放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异常艰苦的环境,反而让师生们倍加珍惜学习机会,夜以继日的学习,是他们参与文化抗战的独特方式。对于李桓英来说,青年时代在云贵川山区行走的经历,让她见识了真正的贫困生活,尤其是在战争威胁下生活无着的穷人生活,这种见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经历的。没有这些见识,人生就缺乏宏阔的视野,也就缺乏在比较中得出价值判断的能力。

如果说她的第一次学业选择有母亲一半的意愿,李桓英因此走进了医学大门,那么第二次的专业选择则完全是她自己确立的。她认为,在接触到的专业中,只有细菌学是最依托于数据的,更接近纯科学。所以,她瞄准了这个专业的世界顶尖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后考入其中攻读硕士。

1948年,在中国和巴西的倡议下,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成立。1950年夏季,李桓英带着科研热情和老师特纳的信任,以联合国工作人员的身份,奔赴印尼做雅司病防治工作。4年之后,世卫组织又派她去缅甸从事梅毒血清学诊断工作,她在那里工作了3年。在此7年间,她与当地专家一起,制定了更准确的诊断方法、更周详的施药方案,她也因此锻炼出因地制宜的工作能力。当世卫组织提出再与她续签时,她拒绝了,一个职业上的原因是,她要去挑战更棘手的领域,尤其是那些不治之症。这次选择,是她日后一生的缩影,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总是要尝试新的领域。

放弃优厚待遇、不再续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要回到祖国。此前,李桓英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经赴美国定居,父母当然希望女儿能长久相伴,此时,她正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选择生活地点这个问题还不突出,但在东南亚工作的7年中,她越来越想回到祖国。然而,自己身份的隔绝,使祖国如同“宛在水中央”的佳人,近在咫尺却无法到达。她去美国留学前,持有的是民国护照,所以她不能合法入境中国。这种状况一直没变,直到此时世卫组织征求她意见是续聘还是进修,李桓英看到了转机,她立即拒绝续聘。当时英国与中国互设了代办处,她申请去伦敦大学进修一年,在英国更换了护照和签证。1958年6月结业之后,她借道欧洲和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入境中国,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土。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她不是不知道,这次选择,意味着可能与父母再也不能相见。但这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亚非国家流行病频发多与贫困落后相关,当时的中国也是如此,自己求学工作多年,祖国正在新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摆脱贫困,自己最大的用武之地就是中国。李桓英回忆说:“国内生活确实艰苦,可是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我回国的目的就是要为贫穷落后的祖国服务。”李桓英这一代科学家,他们从苦难中思考,懂得了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时代赋予时人的重任,足以激发起他们心中的无限热情,带着满腔的热情,他们回应时代之问,填补时代之失,创造了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苦难辉煌。

一生做好一件事

李桓英的简单澄澈,不仅体现在超越功利计算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她“一生做好一件事”的恒定追求上,这一件事,就是麻风病防治事业。

刚回国时,外国专家局把她分配到中央皮炎所,因此契机,她逐渐走上麻风病防治之路。1970年,她在江苏第一次接触到了麻风病人,病人鼻塌眼盲的惨状深深刺痛了她,她开始产生了攻克麻风病的想法。她的这一想法,遇到了最好的机遇——在下大力度消灭和控制流行病的新中国,有一些社会性因素造成的疾病第一次真正被控制住,甚至基本消失,有这些病种的防治经验在先,像麻风病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在中国,不是不可以攻克的!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刚成立的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正式确立了麻风病防治的科研道路。在参加“WHO麻风治疗和免疫科学工作”会议上,李桓英与世界同行们首次认识了“短程联合化疗”的概念,并得知世卫组织每年都有向申请国家提供援助的计划。她回国后立即提醒相关部门申请该项目,并把该疗法引入国内,积极着手麻防试点研究。

在头绪繁多的工作中,她敏锐地找到了建立现场研究场所的突破性入口。于是,她选择了云南,那里曾经是接纳她学习的抗战大后方,现在,这里正是麻风病猖獗的地方。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县和勐腊县,有数个由麻风病人汇聚而成的自然村寨,这些村寨被世人称为“麻风村”。这些多数人不敢去的地方,正是医务工作者的主战场。世卫组织提供的药物和治疗方案还在探索阶段,从世界范围来讲,中国的麻风防治工作,是先遣部队打响的第一战。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桓英带领着工作小组,进入千山万壑的大小村寨,一头扎下去,一干就是十多年。刚开展工作时,这些病人因为多年被社会厌弃,自己都不再爱惜自己。没想到突然来了一位“大摩雅”(傣语中的“医生”),不但不穿隔离服,还跟病人拉手、拥抱,随时脱下他们的鞋子,检查是否有石子硌脚。这些对病人极富耐心的接触和安抚,使他们开始信任这位医生,并燃起了重生的渴望。在勐腊县试点,为了实验的规范性以及日后复查追踪,李桓英严格要求实验人员,进行细致的客观检测和记录。一份47例病人的病案,严格记录了每天每次的服药情况,持续了整整27个月。每一位后期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被如此细致完整的病案记录震撼和感动。这期间,因为发生过不良药物反应,导致很多病人质疑而弃药。李桓英就住在病人家里,一遍遍地讲解、耐心劝导他们继续服药,终于在3个月后,病人的皮损面消减,恢复正常。经过艰苦努力,这一试点的效果,完全达到了世卫组织的试验预期目标。李桓英又跑遍各级皮防站,把在试点成功的方案亲自教授给防治人员。10年过后的监测结果表明,李桓英主持的该治疗方案,麻风病复发率仅仅为0.03%,远远低于世卫组织订立的1%的标准。在现场防治同时,她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数据翔实的指导性论文,她的疗法被世卫组织在多国推广,医治了世界上很多病人。

再进一步,要想弄清麻风病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必须通过基因分型研究麻风菌传染源和传播链,因此,李桓英又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麻风菌,她的梦想是实现一个没有麻风病的世界。李桓英总结自己的一生,只用了最简单的一句话:长期以来坚持从事麻风病的防治工作。而支撑她的,是一种朴素简单、始终如一的恒久初心。

坚持一个原则

李桓英多年来坚持一个原则,一切以实现病人康复、高效防治、社会受益和国家发展为准则,只要能实现这些目标,她都会排除困难,争取实现,甚至自己置身于险境,也毫不顾惜。她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走遍了云南西双版纳和四川大凉山的山区,在旅途中多次遇险,最严重的一次翻车事故导致了锁骨和三根肋骨骨折,但是她尚未痊愈就赶紧飞回北京,急着把血液标本放到实验室冰箱里。还有一次在勐腊县,乘坐的独木舟翻了,她被捞上岸后却仰天大笑:“我胖得像个皮球,哪里沉得下去?”在弟子眼中,她是乐观无敌的李教授,在前辈眼中,她是有主见有原则的耿直后辈。她力主开展短程联合化疗之时,国内主流的麻防方案是,一定要等到麻风病患者治疗到细菌查菌呈阴性时才能停药,很多人甚至终身服药也未见转阴。许多前辈专家都认为固有方案是比较保险的,对李桓英的主张持反对意见。但是,李桓英根据实验数据坚持认为,两年期的短程疗法符合中国国情,副作用少,节省的药品能救治更多人。后来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如果当初她顾虑太多,不以病人康复和适应中国国情为目标去争取试验,那么中国的麻防事业不会进展这么快。本着同样的原则,国家授予她任何荣誉时,她总是强调:是我赶上了好的国家、好的时代。流行病防治是一个高效医疗、有力政府和健康社会共同协力的事业,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我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我自己只是做了应做的事情。

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李桓英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去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李桓英去年也刚好100岁,高龄的她仍然是一位工作着的抗麻斗士,她的“极简人生”,让我们感受到一位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和科学家的真诚与奉献。

摘编:《学习时报》(记者 曹颖新)

评论
科普者1号
学士级
向“最美奋斗者”李桓英学习,向所有科学家致敬!
2022-07-30
乐乐(洪浩)爸爸
贡生级
致敬伟大的科学家,最美的科学人生
2022-07-30
廉清洁
少师级
点赞
2022-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