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光机 | 令人闻风丧胆的埃博拉病毒

30年前，即1995年5月14日，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原扎伊尔）首次报告了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埃博拉病毒，是一种高度致命的传染病原体，能导致人类及灵长类动物罹患埃博拉出血热，其死亡率介于50%至90%之间。该病毒得名于扎伊尔境内的埃博拉河。

1995年5月，刚果民主共和国基奎特市遭遇了由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导致130人不幸丧生，数千居民被迫逃离疫区。埃博拉病毒因1976年首次在扎伊尔的埃博拉地区被发现而得名。其传播途径与艾滋病类似，主要通过血液及体液接触感染，潜伏期约为12至21天。该病症的主要症状包括突发高热、便血、吐血及全身多器官出血，患者往往在发病后十天内死亡，死亡率极高，当时尚无有效治疗手段。在艾滋病于1981年被确认之前，埃博拉病毒一度被视为全球最致命的疾病之一。

“生物恐怖主义的工具”

2013年，埃博拉病毒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在非洲大陆肆虐，此次受影响的是以往未受波及的西非地区。此次疫情爆发规模空前，迅速从几内亚扩散至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世界卫生组织将其描述为“当代最为严峻且紧迫的公共卫生危机”。据统计，超过两万人感染，超过一万一千人死亡，且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统计难度导致数据有所低估。

2018年，埃博拉病毒疫情再度大规模爆发，起源于刚果，并于次年蔓延至乌干达。截至2020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感染和死亡人数仍在持续攀升。

埃博拉病毒主要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间歇性爆发，是一种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患者体液传播，致死率高达50%至90%。感染后，病毒会在血液中迅速复制并侵袭各器官，导致抽搐、呕吐、内外出血及血性腹泻等症状，患者在短短一至两周内病情急剧恶化。

鉴于其极高的致命性，埃博拉病毒被列为生物危害第四级，因此，埃博拉病毒也被视为潜在的“生物恐怖主义工具”。

为什么总是非洲？

自1995年首次出现以来，埃博拉病毒疫情主要集中于非洲，鲜少波及其他地区。

根据传染病学的基本原理，病毒在自然界长期存在并传播需满足两个关键条件：一是存在自然宿主，二是具备易于传播的环境与途径。非洲大陆恰好符合这两项条件。

非洲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森林、草原与沙漠交错分布，为野生动物提供了繁衍生息的乐园。除了埃博拉病毒，拉萨热、艾滋病病毒等多种病原体也最初在非洲野生动物体内被发现。尽管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尚未明确，但多年研究表明，非洲果蝠极有可能是主要嫌疑对象。此外，非洲常年高温的气候条件，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提供了理想环境。

研究指出，埃博拉病毒的人际传播主要通过接触患者体液实现。尽管国际组织积极介入，非洲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仍相对落后，位居世界末位。清洁水源和食物的匮乏，以及部分地区仍保留的传统习俗如割礼等，加剧了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风险。

在非洲，食用野生动物并非出于奢侈或猎奇，而是为了生存。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报告，2013年西非埃博拉大爆发的首例病例，是一名6至7岁的小男孩，他因饥饿而食用了可能被蝙蝠叮咬的猴子。这一幕虽难以想象，但在非洲却是残酷的现实。

非洲果蝠

人类文明的勇气与温柔

2014年，西非国家几内亚遭遇了埃博拉疫情的严重冲击，其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平均每71000名国民才拥有一名医生。在此背景下，国际医生组织迅速行动，在当地设立多个治疗中心，各国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救治工作。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往往需要佩戴三层手套来照顾病患，这极大地增加了操作的难度。”维尔德医生回忆道，“我尽力去安抚他们眼中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恐惧尚意味着他们还抱有希望；若恐惧不再，那便只剩下无尽的绝望。”

疫情同样肆虐的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一家医院内，曾发生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在该医院仅有的一名本地医生“失踪”两天后，病人痛苦呻吟，人们纷纷猜测其是否已临阵脱逃。然而，真相却令人动容：新来的医护人员最终在厕所发现了这位医生，他已不幸离世。

邹纬，一位来自中国的医生，自2012年起便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组织，并成为了该组织唯一一位在埃博拉前线奋战过的中国籍成员。他远赴非洲，面对疫情肆虐的严峻形势，最多时一天之内就有七名病患离世。“很多时候，我只能用‘尽力而为，听天由命’来宽慰自己。”邹纬坦言。然而，正是这份对医生职业的忠诚与“被需要”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与众多无国界医生一道，毫不犹豫地冲向抗疫最前线。

世界发展的不平衡

英国籍男护士亚历山大·普利，在几内亚医疗援助前线执行任务时，不幸罹患病毒性疾病。鉴于此紧急情况，英国军方迅速调派专用运输机，将其安全转移回国接受专业治疗。

与此同时，在利比里亚，霍罗肖先生在参加完一场葬礼后身体出现异样，随即在当地医疗设施内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然而，由于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他非但无法获得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就连基本的止痛与安眠药物也供应不足。

在英国，普利被安置在高度防护的隔离病房，享受着全天候的专业护理。英国顶尖流行病学家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详尽的治疗计划。彼时，一种名为ZMAPP的美国试验性药物已在两位美国患者身上展现出显著疗效，促使他们成功康复。经多方努力，英国为普利争取到了全球最后一剂ZMAPP。经过十天的精心治疗，普利终于战胜了病魔，重获健康。

反观霍罗肖，在简陋的医疗中心病房内，他因缺乏必要的止痛药物，不得不忍受着全身器官仿佛被撕裂般的剧烈疼痛。夜幕降临，医生们驱车前往另一家治疗中心，试图为他争取到一些急需的止痛药。遗憾的是，当他们返回时，霍罗肖已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针对这一现状，生物医学领域的查尔斯教授感慨道：“倘若我身居医药公司研发部门高位，向董事会提议投资研发抗击埃博拉的药物，恐怕会被视为异想天开。毕竟，即便在疫情高发期，该疾病每年的确诊病例也不过数千，且患者大多身处遥远的非洲贫困地区。这样的投资，回报前景堪忧。”他进一步指出，若制药巨头能像对待艾滋病那样给予埃博拉足够的重视，这种早在1995年就被发现的病毒或许早已得到有效控制。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埃博拉病毒仍如同死神的阴影，不时地在非洲大陆上肆虐。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ZMAPP试验性治疗的初步成功，相关国家与制药企业已加大对下一阶段研发工作的投资力度，为彻底战胜这一非洲恶疾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刚果（金）戈马，医护人员在为一名儿童接种埃博拉疫苗

参考来源：封面新闻、新华网、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