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低产的刘先林:院士中的工人

中国青年报 2017-06-16

  

  刘先林在新研制的航空摄影仪前分析仪器结构。(新华社记者袁满摄)

  

  这是刘先林(中)在实验室里与学生共同分析航空摄影仪。(新华社记者 袁满摄)

  2001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差点导致北京全城交通瘫痪。这一天,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受邀为一批特级教师讲课。主办方左盼右盼,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宫辉力先从车上走了下来。主办方好心,招呼开车的老司机:“天太冷了,师傅也到屋里来暖和暖和吧。”

  老司机没说话,嘿嘿笑着下了车。宫辉力连忙介绍:这位就是刘先林院士。

  自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以来,刘先林一直不习惯“刘院士”这个称呼。别人一叫刘院士,他就连忙摆手:“叫我老刘好了。”

  有人甚至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袁隆平是院士中的农民,老刘就是院士中的工人。

  “同意。”老刘用一贯简短的风格回答。在68岁的他看来,抛开所有的光环,自己一直是位普通的测绘一线的科研工作者。

  低产论文的院士

  在测绘业内,老刘大名鼎鼎。专长于摄影测量和航空仪器研究的老刘,几十年来用很少的经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结束了中国先进测绘仪器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为国家节省资金近两亿元,创汇2000多万元。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继贤这样形容老刘的地位:每当国内的测绘业发展到瓶颈阶段,老刘就会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当年入选的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老刘确属另类:既非领导,论文又少。几十年的科研工作,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过硬的只有两个国家级大奖:1985年,“数控测图仪”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1992年,“解析测图仪”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3岁那年,老刘到院里工作,老院长说,你们要到生产第一线多看看,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科研成果。“我们老院长忘了说了,你们也要发表文章。”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自己承认“错误”:我对文章的确不够重视。但是,他解决生产问题非常在行。2001年,他又拿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老刘经常告诉自己的学生:科技有实有虚,咱们玩点实的,不玩虚的。现在科技界申请课题,大多数情况是国外如何如何,跟踪性的研究比较容易申请立项。老刘很少关注某个课题是不是国外研究的热点。对他来说,从事研究的题目要从测绘生产需要出发。尽管地处北京,各类项目多的是,可老刘就是不会申请项目。对他来说,写项目申请书要比科研工作复杂得多,不是自己的长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遥感所研究员童庆禧感慨:老刘不循常规,很少发表论文。他也不拘一格。数字航摄仪这么大的科研项目,他从科技部和国家测绘局要了几十万元,就开始干上了。

  实际上,老刘的重大科研成果不少,基本没有几个国家项目。以解析测图仪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武汉的一位教授为此申请100多万元的经费,没搞成。老刘只申请十几万元,搞成了。

  老刘带着一帮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转化自己的科研成果。“如果只在实验室里做出成果就完了,那最多是用老百姓的钱证明自己的正确。”实际上,在老刘看来,成果转化远比科学研究要难得多。

  公司不大,20多人,一年的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这帮年轻人仿佛是老刘的翻版:动手能力很强,论文能力很弱。一年全公司的人发表的论文加起来不超过两三篇。公司的骨干刘宗杰没发表过一篇论文,却担任影像扫描仪项目的负责人和数字航摄仪项目的常务负责人。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0年后就被送进博物馆

  解析测图仪是1988年老刘的科研成果,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当时,所有人都为之雀跃:它结束了国外精密测绘仪器长期以来一统中国市场的局面。到1998年,这种类型的解析测图仪几乎同时进了博物馆。

  “测绘技术更新太快了!”老刘经常被这种紧迫感催促着。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测绘行业还处于原始的手工操作阶段,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它的未来与计算机有关。很多单位并没有计算机。刚刚工作的老刘得知一些单位的计算机向社会开放,他就千方百计地争取机会,到处打“游击”。中科院计算机所距离他的单位远,预约的时段又不好,他不得不前半夜动身,坐着末班公交车到计算机所等着后半夜上机。上机结束了,天已经大亮了。他就这样坚持了两年多。

  到了今天,计算机与测绘行业的关系密不可分。刘磊是老刘的研究生,2002年年底,这个小伙子刚来到研究院,还有点“欺生”的想法: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怎么会懂编程?谁想到,他一开口,就再也不敢班门弄斧了。

  多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阅历,让老刘成为电学、光学、机械方面的专家。用脑过度的老刘刚过40岁,头发就白了。他去学校给小儿子开家长会,同学问:怎么你爸爸没来开家长会,反而是你爷爷来了?

  1994年老刘带着课题组去成都对德国的D2测图仪进行改造。工作中遇到了问题:同样是德国产的导轨,改造后的精度竟然达不到要求。经过讨论之后,老刘下了结论:问题出在导轨上。

  同事不相信:这是德国产的导轨啊!

  老刘说,不要迷信外国产品。这个导轨的宽度和高度有问题,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宽度和高度才能保证精度。

  “老刘的成功就在于他从来不迷信外国产品,反而是找到国外产品与中国实际应用的差距,把国外产品的短处变成我们的长处。”同事周祚域说。

  同事的总结是: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原因的,刘先林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

  在老刘的办公桌下,有一个装打印机的旧纸箱子。只要看到有用的资料老刘就会撕下来,粘到一张纸上,没用的材料他就随手扔到箱子里。几天下来,纸箱子就要清理一次。老刘的研究生李峰第一次帮他做PPT,拿到的是一张破破烂烂的纸,上面贴满了不规则的纸片。不以为意的小伙子一边输入,一边感到吃惊:貌不惊人的纸片上都是顶尖的新知识。

  年近70岁的一线院士

  2002年,一套进口数字航摄仪的价格要1600多万元,国内引进了十余套。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刘看着心疼,就主动背上一口“黑锅”,带着科研人员研制数字航摄仪。

  同事杨海东说,这个项目经常要到野外作业,进行地面控制,非常辛苦,要布点、测点。2005年7月,他们要在山西稷山县农村做试验。30平方公里的地方布上200多个点。所谓一个点,就是在地面打桩,用1米乘1米的塑料贴上黑外皮。这些基础的活根本不需要老刘动手,可这位快70岁的院士还是跟着年轻人一起干活,劲头比他们还足。一天下大雨,大家说别去了,老刘说不行,天不等人,就奔了出去。

  为了这个数字航摄仪,老刘真是拼上了老命。2006年在宜宾试飞,像公园里小船一样大小的蜜蜂3型飞机就是他们的工具。这架小飞机没有密封,除了驾驶员外只能坐一个人。老刘二话没说,自己上了这架小飞机,一飞就是40多分钟。下面的人手里都攥着一把汗。

  研制成功了,老刘吐了一口气:几个月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终于搬掉了压在身上的“黑锅”。

  “这个年纪的院士还奔波在科研第一线,少有。”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评价。

  老刘的手机24小时开机,谁要号码他都给。而平常不善言辞的他,只要说到自己的科研成果就滔滔不绝。他的客户任何时候有问题都可以找到这位院士,并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答。更让客户们感动的是,无论身在何地,老刘总是亲自上门做技术服务。

  一次,因为生产厂家的原因,一台机器不能正常工作。本来没有责任的老刘带着几个年轻人到了南京,一到地方就干活,老刘更是钻到了桌子底下。不知情的人以为他是维修工。

  很多人不理解:维修服务派个人就可以了,你时间这么紧张,干吗还要亲自去?

  老刘说,产品销售靠的就是服务,我亲自做服务,是讨好用户的最好方式,也是树立用户对国货信心的最好方法。

  多年的努力终有回报。老刘和中国工程院张祖勋院士的研究成果,占领了摄影测量设备95%的国内市场。

  很长一段时间内,摄影测量专业被认为是贵族专业。一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华中工学院的老师到原武汉测绘学院参观。看着一台又一台的设备,华中科技大学的老师不无羡慕地说:你们的专业的确是一流的,可是我们办不起。一台解析测图仪就要十几万美元,最便宜的也要四五十万元人民币。

  现在,这个昔日的“贵族”专业变成了“平民”。一台教学版的解析测图仪不过1万多元人民币。全国拥有摄影测量专业的高校从原来的几所壮大到100多所。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评价:老刘对此功不可没。

  科学是最好的生活

  测绘科学泰斗、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王之卓先生是老刘和张祖勋院士的导师。张祖勋院士曾经劝他:您都退休了,不要天天钻在测绘领域里看测绘的专业杂志,关注自己的学生又干了些什么事情。没事的时候不如看看小说放松一下。

  王先生回答:小说太费脑筋了,要记住那么多的人名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张祖勋院士感慨: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对科学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做科学对我们来说,就是在享受生活。

  对老刘来说,科学就是最好的生活。

  上个世纪60年代,半导体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个大件,一台好点的半导体要花去大学生两个月的工资。与老刘同年进入研究院工作的贾玉澄说,当年自己为了结婚买了个半导体。老刘也买了个半导体,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拆开重新组装。

  对于技术狂来说,如果一个东西不拆开,不了解内部构造,就没有办法把它了解透彻。

  后来,老刘拆的东西更多了,拖拉机、柴油发电机,还组装电视机。这个习惯他多年未改。上个世纪80年代,老刘为了上班、购物和载人,买了一辆三轮车,进行改装。车把的位置向后延伸,座位往后移到货箱上,这样就可以半躺着骑车。兴致勃勃的老刘不管路人的奇怪眼神,甚至骑着这辆三轮车,从西四环出发到牛街去买牛肉。

  这几年,老刘研制数字航摄仪,遇到一个难题:需要设计一个程序,引用一个信号,统一控制四台专业数码相机的快门。这就需要把相机拆开了看内部的结构。可从国外买来专业的数码相机,价格昂贵:一台要30多万元。

  一帮年轻人看着这台相机不敢动手,也不知从何下手,一台30多万元啊,要是弄坏了,多大的损失!

  “打开它,不行就动扁铲!”老刘发了话。

  这几年,因为眼神不如年轻的时候,老刘动手少多了,可是总忍不住会手痒。一次,刘宗杰正在用钢锯锯一个零件,老刘看见了,抢过钢锯说:我给你锯,我可是钳工啊!

  小字辈们笑着说:老刘干活生猛,手上伤疤不少。

  老刘的乐趣在妻子刘惠看来未必是乐趣。曾经是小学老师的刘惠说,当初找朋友,要找一个知识分子,聪明、有成就。没想到他太热爱工作了,成了工作狂,有些过火了。

  早年生活艰苦,夫妻双方都在忙工作,老刘把家甩给了妻子,一心扑在科研上的他很少有时间打理这个家。刘惠说:“我感到最幸福的就是在一起玩。我们能玩到一起去。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在一起玩的时间太有限了。”

  本以为退休了,老两口能安享晚年。没想到,老刘又一头扎进数字航摄仪的研制中。心有愧疚的老刘用自己的方式补偿妻子。工作不忙的下午,带着妻子去香山吸氧。平常到外地出差尽量带着妻子一起散散心,但是前提是自己为妻子的机票和住宿费出资,绝不让对方单位埋单。

  “说是带我散心,可到了地方,他又埋头工作,我一个人玩有什么意思?”刘惠很无奈,但也理解自己的丈夫:他走过一个灯塔,又在追求下一个灯塔。你如果不让他碰科研,他会受不了的。

责任编辑: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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