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王永志院士

　　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万人瞩目。王永志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和奖金，可以看出他掩饰不住的激动。雷鸣般的掌声持久地响彻会场，似乎发出一个声音：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拿这个奖是众望所归。

　　代表大家领大奖

　　“荣誉不仅属于个人，我是代表大家来领大奖。”面对祖国和人民授予的荣誉，王永志以一向谦逊的态度说载人航天技术不是个人的发明创造，它是融多个学科、多门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交叉集成，堪称“中国航天史上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要求最高、协调面最广的工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不过，当他提起我国载人航天飞船发射成功后几十个国家元首发来贺电时，毫不掩饰自豪之情。“一个科技成就，在国际上的影响如此之大，可见其意义非凡。”王永志说这是近3000多个参与部门、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用智慧和心血铸就的卓越成就，是中国几代航天人为之奋斗的结果，而他自己“只是研制队伍中的代表”，是沧海一粟。

　　载人航天工程的灵魂人物

　　一向低调的王永志，不愿多谈论自己。载人航天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千万人的努力，但越是这样的大工程，越需要一个有胆魄、有能力的总设计师。

　　“我作为总设计师，只是牵头抓总，定基本方案，然后在研制中提出要求，协调处理问题，也就是抓好工程的总体设计。”他轻描淡写地说。但参与载人航天工程的同事都说，他是工程的灵魂人物，把握技术方向的“龙头”。要知道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中，“龙头”一摆，稍有偏差，后面不知要甩出多远，因此制订总体方案、明确总体技术要求、确定前行目标是工程的关键。

　　“怎样才能在人家的飞船上天40年之后，我们做出一个飞船来还能振奋人心？”如何描绘中国飞天蓝图是萦绕在王永志头脑里一个最大的问题。作为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工程总体定位既要考虑到必要，又要考虑可能。用王永志的话就是“既要先进，又要保证能拿下来”。经过反复论证，他提出通过技术创新，实现高起点、高效益、跨越式发展的总体设计思想。

　　直接采用三舱飞船结构、轨道留轨舱利用并作为交会对接目标飞行器以及先进、完善的逃逸和救生系统等设计思想对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由于工程总体定位的准确把握，“神舟”飞船的研制成功，使我国的载人飞船技术毫无争议地达到当前的国际水平。在事实面前，曾甚嚣尘上的“中国飞船照搬国外”的言论也不攻自破。“神舟”五号体现出来的技术进步，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虚怀若谷的科学家

　　在采访中，载人航天工程的同事都评价说，王永志在工作中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决不感情用事，没有半点虚假和私心。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冉隆燧研究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论证会上，产生严重分歧。持不同意见者言辞激烈，身边的人都有些忿忿不平，但是王永志平静地说，别管态度如何，关键要看他的看法有没有可取的地方，是否对事业有益。

　　“能从不同意见吸取精华，他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是一个虚怀若谷的科学家。”冉隆燧由衷地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由于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王永志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决策。“工程上不是绝对的，许多技术路线都可能殊途同归。关键是能选择一条最好走的路。”王永志说。

　　“我只做了三件事”

　　“火箭就是快速的远距离运输工具”。王永志通俗明了的解释让门外人豁然开朗。他简洁地总结几十年的工作：从1957年学火箭，我只做了三件事，运弹头，运卫星，送中国人遨游太空。

　　从事航天事业的人都知道，干好这其中的任何一件事就很不容易，然而在近半个世纪里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他作为重要的技术骨干，参加了我国第一代战略火箭的研制工作。在中近程、中程和洲际的研制工作中为增大射程，提高实用性能，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他是第二代战略火箭研制的主要技术带头人，为我国实现火箭技术更新换代做出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他主持完成了长征二号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研制时间仅为18个月，首次发射便取得成功，使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实现了巨大突破。

　　从1992年，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带动一支善战之师，经过11年的不懈奋斗，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夙愿。

　　创新是不变的追求

　　王永志说自己是铁杆球迷，身材魁梧的他在高中时就是篮球校队的前锋。如今，虽然不能再满场飞，但观看出神入化的职业篮球赛仍是他的一大人生乐事。“泱泱大国，总希望能多出一些明星，能打遍天下无敌手。”王永志不服输的心态依然年轻。

　　浩瀚无际的太空，还有无穷的奥秘等待着人类的探索和发现。“航天是一个不断创新的事业，每一步都是迈向更高的顶点。”获奖后的王永志来不及细细品味，又匆匆投入到更加艰巨的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