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和你们每一位成为盟友,保护我们的抗生素

来源: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 作者: 时间:2018/10/18

  陈代杰老师35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微生物药物研发,寻找新型的抗生素。在抗生素与致病细菌的博弈之中,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自己和盟友,处于有利位置?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细菌耐药性研究与新药发现”实验室主任陈代杰将和我们分享:《细菌和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以下为陈代杰演讲实录:

  我来自上海交通大学,35年来我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开发抗生素,同时研究细菌耐药的机制,也就是细菌跟抗生素是如何博弈的。

  今天除了给大家讲述细菌与抗生素的博弈场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每一位在座的、收听的人和抗生素成为战友,保护我们的抗生素,因为保护抗生素就是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我们不被细菌所威胁。希望让大家了解,细菌在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演讲嘉宾陈代杰:《细菌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先来讲讲我是如何进入抗生素这扇大门的。

  我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立志要当医生,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看到妈妈体弱多病,所以长大之后要成为一名医生为老妈看病。1977年10月国家颁布了恢复高考的文件,从那时我就把藏在阁楼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本拿出来,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地进行复习、迎考。那时,我享受了我们家里给我特供的每天一个荷包蛋的待遇。

  但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听说考医学院非常难,所以不敢报。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因为听说同济大学的建筑非常有名,而我的爷爷和我的两个叔叔都是做木匠的,我想建筑不就是和木匠相关的嘛?后来我被第二志愿的上海化工学院(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抗生素制造专业录取。在报第二志愿的时候,我起初是把上海高等化工专科学校放在前面的,因为我想既是高等又是专业,那肯定比学院要强得多,后来才知道那是专科,这是本科。

  尽管没有成为医生,但是命中的安排让我选择了抗生素制造专业。医药不分家,尽管我不能为亲自为母亲看病,但是我的医药知识在漫漫人生中为妈妈的健康献出一份力,所以老妈今年92岁还健康地活着。

  演讲嘉宾陈代杰:《细菌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我喜欢科研,每天晚上临睡前半个小时都会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回忆那些白天稍纵即逝、支离破碎的学术闪光点,在那半个小时里面梳理、归纳、升华,也会静静地去安排明天一天的工作。我计算时间的单位是30分钟,使工作的效率得以大大地提高。但是在去年,在我工作了35年后,我60岁了。我们单位规定60岁要退休,我想,退休对我来说很不公平,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在退休前一天辞去了公职,成为一名“待业老年”,后来去竞争上海交通大学的岗位。

  有人说科学研究的最佳年龄是30岁到40岁,但我却认为科研最佳的年龄是60岁到80岁。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没有了家庭的负担,没有了行政的政务,但却有多年的学术积淀,多年的开发研究、经验和人脉——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当我知道交通大学接纳为我特聘教授,而且聘期到70岁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感到我科研的第二春来临了,感到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但是每到晚上我就在想,如果到了70岁,我身体很好,脑子还很活跃,却没有了工作的平台,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该多痛苦。终老于实验室是我终身的追求,我继续工作、要和抗生素继续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近我的一位同事报告了一组实验。他在一组实验中把老龄老鼠和幼龄老鼠分别饲养,在另外一组实验中把三只老龄老鼠和三只幼龄老鼠一起饲养,并不断地测定各种指标。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与幼龄老鼠一起在笼子里培养的老龄老鼠特别地活跃。我说你这个实验不用做了,我一直在做这个实验——我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老白鼠,老白鼠只有和小白鼠在一起,才能够使自己身心永葆年轻。

  演讲嘉宾陈代杰:《细菌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三十五年来,特别是带研究生二十五年来,从我们实验室走出了近200名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们每两年举行一次实验室大聚会,2017年有150名学生回到了实验室参加聚会,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也是我不断地努力工作的第二个原因。

  2017年,150名学生回到了实验室参加聚会。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没有发现免疫治疗,特别是没有发现抗生素之前,细菌肆虐。在历史上有几次烈性的细菌传染性的疾病让人记忆犹新,那就是鼠疫、霍乱和炭疽。它们夺走了数千万的人的生命。细菌肆虐着席卷了数十个国家,草菅人命,我们却没有办法。

  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弗莱明发现的青霉素,以及随后一大批抗生素的诞生,才使这些疾病得以被控制,这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以上。其中,万古霉素是一个可以攻克马萨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和王牌抗生素。

  马萨菌在临床上被称为超级细菌,可以耐受大多数抗生素,常年以来我们国家依靠国外进口来的万古霉素治疗马萨菌感染疾病。1995年,由我带领的团队与企业一起,经过八年的努力,最终诞生了我们国产的万古霉素。并且,由于我们研发的万古霉素在质量上优于进口产品,所以我们从仿制药变成了被仿制——国外的企业达到了我们的标准,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95%以上的药物都是仿制药,所谓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原研的企业已经有了这个药,我们就是依葫芦画瓢地把它做出来。仿制药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在生病之后能够及时用上来治疗疾病,而且要用得起用得好,免遭国外进口药的制约。

  由于我们的万古霉素已经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尤其是在美国,它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所以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之中,万古霉素被豁免了关税,由此一大批与抗生素原料和精细化工相关的产品也得到了关税的豁免。

  众多优秀的抗生素诞生了,人类细菌感染的疾病基本被控制了,我们是不是能够高枕无忧了?情况不是这样的。

  一年多前,媒体大肆报道了一种神秘的埃及细菌。美国一对夫妇去游览了金字塔之后,其中丈夫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细菌,最后在各大医院里面都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好在他的妻子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她知道在美国军方的一个实验室里面,正在研究一种能够治疗超级细菌感染的噬菌体。她说服了美国有关当局,把这种实验室的样品用到了丈夫的身上,最终丈夫被救治了。

  妻子说服了美国有关当局,把这种实验室的样品用到了丈夫的身上,最终丈夫被救治了。

  由此让我们思考的是,超级细菌在威胁着人类,我们绝不能小觑。科学家做了一个严谨的统计,现在每年死于细菌感染的病人大概在70万人,作为对比,死于肿瘤的病人大概在800万人。如果从今天开始,没有新的抗生素诞生,人们也不去控制耐药细菌的传播和泛滥,那么到了2050年,细菌感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也就是说将超过肿瘤病人的死亡人数。所以2011年联合国专门发布了“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的行动。

  那么超级细菌是如何演变而成的呢?

  其实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切都源于抗生素的应用,特别是抗生素的滥用。科学家做过实验,1930年保存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今天临床所用的抗生素几乎都是敏感的。但是1994年从巴西病人身上获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除了对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敏感之外,对其余的抗生素都产生了耐药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细菌感染疾病应用抗生素要对症下药,如果用得不好,不但没有把细菌杀死,反而会诱导细菌产生耐药性。这让我我想起尼采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杀不死我的,让我变得更强大。

  细菌怎么会在抗生素的作用下演变成耐药的超级细菌呢?

  首先,它是来自于临床抗生素的滥用。我们去医院经常能够看到有人在挂水,急诊室里人满为患,我们称之为“三素一汤”的标准治疗,也就是抗生素、激素和维生素,加上一瓶盐水。

  第二个途径公众可能不太清楚,但实际上非常严重,是农业、畜牧业的应用。我们现在吃到的所有动物里面都有残留的抗生素。抗生素被大肆加入到饲料里面不是用来抗菌治病,而是作为动物生长促进剂。动物吃了带有微量抗生素的食品之后,一方面通过餐桌流入到人体中,另一方面动物的粪便排泄物等不经处理就流入到环境当中,而环境中的细菌接在触到了这些微量的抗生素之后,就会受到诱导产生耐药性。

  第三个传播的途径是抗生素的制造企业,它们排放的废水废渣当中残留的抗生素没有被降解就直接排到了环境当中。

  据官方的报道,2010年我国生产了21万吨抗生素,其中8万吨用于临床,8万吨用于动物饲料,还有3万吨用于出口。好在2012年国家发布了史上最严厉的“限抗令”,使细菌耐药性和抗生素的滥用有所好转。

  抗生素与细菌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则,矛与盾的原理。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发现和制造更强的矛,同时细菌为了躲避消亡,会演变出更强大的盾,细菌和抗生素不断地在博弈。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作为政府,要有常规的机构和研究单位去监控、监测敌情,了解超级细菌耐药性是如何发展、迁移和传播的;在医院,临床上要对症下药,不能滥用抗生素;对于企业来讲,在残留物废水废渣排放前要把抗生素降解掉;特别是对于养殖业来说,尽可能不要在饲料当中添加抗生素;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人员来讲,要不断地发现新的抗生素使它更有力。

  那么我们每一个民众应该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名医生,那就应该根据你的医学素养治疗,不能因为家属的意愿、病人的意愿就开更多的抗生素,更不应该被利益所驱动,在不该用抗生素时候去使用抗生素,因为你是最了解、最有权决定用哪一种抗生素的人。

  对于家属,当你看到处方上没有抗生素,请不要以为是医生不负责任,要相信,我们的医生都希望每一位病人能够健康地走出医院。

  而对于病人,更重要的是不要滥用抗生素,不要一有伤风感冒、小的病痛就服用抗生素。其实大多数感冒都是病毒性的,服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用,反而会诱导产生耐药性以及其他不良的反应。

  理性看待抗生素,合理使用抗生素。

  当然我们也不用害怕,虽然现在有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和发展,但超级细菌感染大多数是在医院和高危的病房中发生的交叉感染,而非几世纪前的那种烈性的、传染性的细菌感染。

  在座的各位,以及我们每一位公民,也许你们认为细菌耐药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我做什么都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请相信,如果从我们在座的人做起,不滥用抗生素,有一点关于细菌与抗生素博弈的常识,再通过你去对你的亲属、你的朋友进行宣传,每一个人尽一份责任做一份贡献,那么我们在细菌与抗生素的博弈中就会多一份胜算。通过保护抗生素不要被细菌击败,我们就能够保护自己,让我们在细菌与抗生素、与人类的博弈中能够胜出。

  谢谢大家。

  演讲嘉宾陈代杰:《细菌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和你们每一位成为盟友,保护我们的抗生素

来源: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 作者: 时间:2018/10/18

  陈代杰老师35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微生物药物研发,寻找新型的抗生素。在抗生素与致病细菌的博弈之中,我们该怎么做,才能保护好我们自己和盟友,处于有利位置?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细菌耐药性研究与新药发现”实验室主任陈代杰将和我们分享:《细菌和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以下为陈代杰演讲实录:

  我来自上海交通大学,35年来我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开发抗生素,同时研究细菌耐药的机制,也就是细菌跟抗生素是如何博弈的。

  今天除了给大家讲述细菌与抗生素的博弈场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每一位在座的、收听的人和抗生素成为战友,保护我们的抗生素,因为保护抗生素就是保护我们的健康,保护我们不被细菌所威胁。希望让大家了解,细菌在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演讲嘉宾陈代杰:《细菌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先来讲讲我是如何进入抗生素这扇大门的。

  我出生于农民家庭,从小立志要当医生,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看到妈妈体弱多病,所以长大之后要成为一名医生为老妈看病。1977年10月国家颁布了恢复高考的文件,从那时我就把藏在阁楼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课本拿出来,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地进行复习、迎考。那时,我享受了我们家里给我特供的每天一个荷包蛋的待遇。

  但是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听说考医学院非常难,所以不敢报。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因为听说同济大学的建筑非常有名,而我的爷爷和我的两个叔叔都是做木匠的,我想建筑不就是和木匠相关的嘛?后来我被第二志愿的上海化工学院(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抗生素制造专业录取。在报第二志愿的时候,我起初是把上海高等化工专科学校放在前面的,因为我想既是高等又是专业,那肯定比学院要强得多,后来才知道那是专科,这是本科。

  尽管没有成为医生,但是命中的安排让我选择了抗生素制造专业。医药不分家,尽管我不能为亲自为母亲看病,但是我的医药知识在漫漫人生中为妈妈的健康献出一份力,所以老妈今年92岁还健康地活着。

  演讲嘉宾陈代杰:《细菌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我喜欢科研,每天晚上临睡前半个小时都会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回忆那些白天稍纵即逝、支离破碎的学术闪光点,在那半个小时里面梳理、归纳、升华,也会静静地去安排明天一天的工作。我计算时间的单位是30分钟,使工作的效率得以大大地提高。但是在去年,在我工作了35年后,我60岁了。我们单位规定60岁要退休,我想,退休对我来说很不公平,所以我毅然决然地在退休前一天辞去了公职,成为一名“待业老年”,后来去竞争上海交通大学的岗位。

  有人说科学研究的最佳年龄是30岁到40岁,但我却认为科研最佳的年龄是60岁到80岁。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没有了家庭的负担,没有了行政的政务,但却有多年的学术积淀,多年的开发研究、经验和人脉——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所以当我知道交通大学接纳为我特聘教授,而且聘期到70岁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感到我科研的第二春来临了,感到我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但是每到晚上我就在想,如果到了70岁,我身体很好,脑子还很活跃,却没有了工作的平台,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该多痛苦。终老于实验室是我终身的追求,我继续工作、要和抗生素继续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近我的一位同事报告了一组实验。他在一组实验中把老龄老鼠和幼龄老鼠分别饲养,在另外一组实验中把三只老龄老鼠和三只幼龄老鼠一起饲养,并不断地测定各种指标。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与幼龄老鼠一起在笼子里培养的老龄老鼠特别地活跃。我说你这个实验不用做了,我一直在做这个实验——我把自己比喻成一只老白鼠,老白鼠只有和小白鼠在一起,才能够使自己身心永葆年轻。

  演讲嘉宾陈代杰:《细菌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

  三十五年来,特别是带研究生二十五年来,从我们实验室走出了近200名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我们每两年举行一次实验室大聚会,2017年有150名学生回到了实验室参加聚会,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也是我不断地努力工作的第二个原因。

  2017年,150名学生回到了实验室参加聚会。

  我们可以想象,在人类没有发现免疫治疗,特别是没有发现抗生素之前,细菌肆虐。在历史上有几次烈性的细菌传染性的疾病让人记忆犹新,那就是鼠疫、霍乱和炭疽。它们夺走了数千万的人的生命。细菌肆虐着席卷了数十个国家,草菅人命,我们却没有办法。

  直到上世纪20年代末,弗莱明发现的青霉素,以及随后一大批抗生素的诞生,才使这些疾病得以被控制,这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以上。其中,万古霉素是一个可以攻克马萨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线和王牌抗生素。

  马萨菌在临床上被称为超级细菌,可以耐受大多数抗生素,常年以来我们国家依靠国外进口来的万古霉素治疗马萨菌感染疾病。1995年,由我带领的团队与企业一起,经过八年的努力,最终诞生了我们国产的万古霉素。并且,由于我们研发的万古霉素在质量上优于进口产品,所以我们从仿制药变成了被仿制——国外的企业达到了我们的标准,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国家。

  我们国家95%以上的药物都是仿制药,所谓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原研的企业已经有了这个药,我们就是依葫芦画瓢地把它做出来。仿制药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在生病之后能够及时用上来治疗疾病,而且要用得起用得好,免遭国外进口药的制约。

  由于我们的万古霉素已经占领了世界50%以上的市场,尤其是在美国,它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所以在这次中美贸易战之中,万古霉素被豁免了关税,由此一大批与抗生素原料和精细化工相关的产品也得到了关税的豁免。

  众多优秀的抗生素诞生了,人类细菌感染的疾病基本被控制了,我们是不是能够高枕无忧了?情况不是这样的。

  一年多前,媒体大肆报道了一种神秘的埃及细菌。美国一对夫妇去游览了金字塔之后,其中丈夫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细菌,最后在各大医院里面都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好在他的妻子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她知道在美国军方的一个实验室里面,正在研究一种能够治疗超级细菌感染的噬菌体。她说服了美国有关当局,把这种实验室的样品用到了丈夫的身上,最终丈夫被救治了。

  妻子说服了美国有关当局,把这种实验室的样品用到了丈夫的身上,最终丈夫被救治了。

  由此让我们思考的是,超级细菌在威胁着人类,我们绝不能小觑。科学家做了一个严谨的统计,现在每年死于细菌感染的病人大概在70万人,作为对比,死于肿瘤的病人大概在800万人。如果从今天开始,没有新的抗生素诞生,人们也不去控制耐药细菌的传播和泛滥,那么到了2050年,细菌感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也就是说将超过肿瘤病人的死亡人数。所以2011年联合国专门发布了“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的行动。

  那么超级细菌是如何演变而成的呢?

  其实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切都源于抗生素的应用,特别是抗生素的滥用。科学家做过实验,1930年保存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今天临床所用的抗生素几乎都是敏感的。但是1994年从巴西病人身上获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除了对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敏感之外,对其余的抗生素都产生了耐药性。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对于细菌感染疾病应用抗生素要对症下药,如果用得不好,不但没有把细菌杀死,反而会诱导细菌产生耐药性。这让我我想起尼采说过的一句话:那些杀不死我的,让我变得更强大。

  细菌怎么会在抗生素的作用下演变成耐药的超级细菌呢?

  首先,它是来自于临床抗生素的滥用。我们去医院经常能够看到有人在挂水,急诊室里人满为患,我们称之为“三素一汤”的标准治疗,也就是抗生素、激素和维生素,加上一瓶盐水。

  第二个途径公众可能不太清楚,但实际上非常严重,是农业、畜牧业的应用。我们现在吃到的所有动物里面都有残留的抗生素。抗生素被大肆加入到饲料里面不是用来抗菌治病,而是作为动物生长促进剂。动物吃了带有微量抗生素的食品之后,一方面通过餐桌流入到人体中,另一方面动物的粪便排泄物等不经处理就流入到环境当中,而环境中的细菌接在触到了这些微量的抗生素之后,就会受到诱导产生耐药性。

  第三个传播的途径是抗生素的制造企业,它们排放的废水废渣当中残留的抗生素没有被降解就直接排到了环境当中。

  据官方的报道,2010年我国生产了21万吨抗生素,其中8万吨用于临床,8万吨用于动物饲料,还有3万吨用于出口。好在2012年国家发布了史上最严厉的“限抗令”,使细菌耐药性和抗生素的滥用有所好转。

  抗生素与细菌的博弈,实际上就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则,矛与盾的原理。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发现和制造更强的矛,同时细菌为了躲避消亡,会演变出更强大的盾,细菌和抗生素不断地在博弈。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首先作为政府,要有常规的机构和研究单位去监控、监测敌情,了解超级细菌耐药性是如何发展、迁移和传播的;在医院,临床上要对症下药,不能滥用抗生素;对于企业来讲,在残留物废水废渣排放前要把抗生素降解掉;特别是对于养殖业来说,尽可能不要在饲料当中添加抗生素;对于我们这些研究人员来讲,要不断地发现新的抗生素使它更有力。

  那么我们每一个民众应该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名医生,那就应该根据你的医学素养治疗,不能因为家属的意愿、病人的意愿就开更多的抗生素,更不应该被利益所驱动,在不该用抗生素时候去使用抗生素,因为你是最了解、最有权决定用哪一种抗生素的人。

  对于家属,当你看到处方上没有抗生素,请不要以为是医生不负责任,要相信,我们的医生都希望每一位病人能够健康地走出医院。

  而对于病人,更重要的是不要滥用抗生素,不要一有伤风感冒、小的病痛就服用抗生素。其实大多数感冒都是病毒性的,服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用,反而会诱导产生耐药性以及其他不良的反应。

  理性看待抗生素,合理使用抗生素。

  当然我们也不用害怕,虽然现在有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和发展,但超级细菌感染大多数是在医院和高危的病房中发生的交叉感染,而非几世纪前的那种烈性的、传染性的细菌感染。

  在座的各位,以及我们每一位公民,也许你们认为细菌耐药性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我做什么都可能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请相信,如果从我们在座的人做起,不滥用抗生素,有一点关于细菌与抗生素博弈的常识,再通过你去对你的亲属、你的朋友进行宣传,每一个人尽一份责任做一份贡献,那么我们在细菌与抗生素的博弈中就会多一份胜算。通过保护抗生素不要被细菌击败,我们就能够保护自己,让我们在细菌与抗生素、与人类的博弈中能够胜出。

  谢谢大家。

  演讲嘉宾陈代杰:《细菌与抗生素在博弈,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