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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是怎样炼成的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7-01-04     巢峰  张敏

左图为1936年第一版《辞海》,右图为2009年第六版《辞海》(缩印本)

  《辞海》是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主要功能于一体,而以百科知识为主的国内唯一的大型综合性词典,是我国的原创性精品文化工程。1915年,著名出版家、辞书编纂家陆费逵动议编纂《辞海》;1936年,《辞海》第一版面世。2016年,是《辞海》出版80周年。这80年来,《辞海》经历了五次修订,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迁,它的足迹几乎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同步。

  一、八十年,六个版本

  《辞海》(第一版):开基立业。

  191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辞源》的同时,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与他的同仁,曾经担任上海道尹的徐元诰,以及曾经担任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等商议决定,编一部超过《辞源》的大辞典。经过他们再三推敲,把这部书定名为《辞海》。陆费逵作为辞海编译所的所长,千方百计物色编纂《辞海》的最佳主持人,这样就找到了舒新城。从1923年到1928年4月,陆向舒相邀7次,最终感动了舒新城,答应正式主持《辞海》的编纂工作,并于1936年出版了上册,1937年出版了下册。陆费逵7次相邀,舒新城8年苦功,更有十几位编纂者21年默默无闻的辛劳。他们苦心孤诣,建造起一座文化大厦,为中华文明添上了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辞海》(第一版)收单字条目13955个;多字条目中的语词条目21724个,百科条目50124个。总条目数85803个。正文总字数637万,版面总字数676万。

  《辞海》(第一版)以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的韦氏大词典为体系,收词范围不仅着眼历史典籍中的旧词,而且重点是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和重大事件,如“塘沽协定”“上海事变”“甲午之战”“山东问题”等,从而彰显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这在当时日本、俄国、德国等列强势力极为嚣张的背景下,是冒着极大政治和经济风险的行为。当时中华书局内部有人对舒新城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主张把《辞海》改为只收语词、旧词的《国语大词典》,自然科学部分另编成《自然科学辞典》,并提出把《辞海》稿件中出现的人名、地名等一概删去,以免日本人找麻烦。而舒新城则坚决反对。他认为日本出版的词典对“上海事件”之类条目多有颠倒是非之处,“我以立场不同,绝不能将日人的污蔑之词一一抄入,替政府增罪名,替强邻造反证”(《中华书局大事纪要》,第143页,中华书局,2002年5月)。这在当时面临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下,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骨气。

  在《辞海》(第一版)里,一大批政治条目收入其中,保持了中国人的立场。如【塘沽协定】条称:“日军自九一八(参阅九一八之役)起,侵占我国辽、吉、热、黑四省后,又陆续向关内进兵,威胁平、津……”;【山东问题】条称:“民国四年,欧战初起,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名,占领胶州青岛以及胶济路……”。这些词条,适应了当时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气氛。因此《辞海》出版,当即获得社会广泛的赞誉。

  同时,由于《辞海》的出版晚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收词释义,不仅反映了新鲜事物而且借鉴和吸收了《辞源》的优点,克服了它的缺点,取长补短,后出转精。如:单字的音义分辨较详;词语的解释比较确切;引证完善,并出作者、书名和篇名,便于读者查考;体例比较严整;等等。因此《辞海》的销量远远超过了《辞源》。

  《辞海》(第二版):脱胎换骨,再造重生。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中国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国内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代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化极大。《辞海》(第一版)已经不能适应读者的需求,而且许多条目还存在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烙印。有些条目的定义存在不少问题,如,释“神”为“天神,引发万物也”;释“鬼”为“人所归为鬼”;如此等等。老《辞海》必须作脱胎换骨的改造。

  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舒新城。舒向毛主席提出修订《辞海》和出版百科全书的建议。毛主席表示极为赞成,并主张先修订《辞海》,请舒新城挂帅。据此,国务院就把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遵照国务院的指示,1958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舒新城为主任,李俊民为副主任。1959年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舒新城为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为副主任。1960年舒新城逝世。1961年陈望道继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辞海》主编。经过数年努力,《辞海》试行本16分册出版,在此基础上,继续修订,终于在1965年完成《辞海》(未定稿)的编纂。先印两万套,作为内部发行的出版物。这就是《辞海》的第二版。这是中国辞书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总体上说,《辞海》(第二版)文字简练,体例严谨,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自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世界风云变化,无论人类社会活动的变化,还是自然界活动的变化,都作了记载和概括。

  然而金无足赤,书无完书。《辞海》(第二版)也打上了它那个时代的烙印。如那时,“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红极一时,因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井冈山会师】等条目违反历史事实,都把林彪名字排在朱德之后、陈毅之前,俨然成为会师的领导人。由于彭德怀受批判,《辞海》(第二版)就删去了【平江起义】【百团大战】等条目,在【八路军】【第一野战军】等条目中也不提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或领导人。再如由于田汉受到“批评”,连【义勇军进行曲】也干脆不收了。因为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条目中就不写他是首任党的总书记,等等。(详见巢峰《忆编纂出版新辞海1979年版》,《我与上海出版》,第19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9月1版)

  《辞海》(第三版):拨乱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华大地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辞海》迎来了新时代。为了向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1978年10月初,国家出版局向上海市出版局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宣部紧急指示,要求《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正式出版。屈指一算,从任务下达到正式出版,时间已不到一年,而面前的困难却重重又重重。首先,1977年《辞海》第二任主编陈望道逝世,由谁来做《辞海》掌门人。组织一支队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编纂任务?其次,此时还在计划经济时期,许多重大的政治禁区、理论框子还没有突破,如:刘少奇等重大历史冤假错案还没有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没有结论,怎么写?有一些重要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林彪、康生、谢富治等条目怎么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孔子、海瑞、李秀成等历史人物怎么写?美帝、“苏修”怎么写?该版是以《辞海》(未定稿)为蓝本,但未定稿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在修订过程中如何消除这些“左”的倾向?

  当时,上海辞书出版社已经在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的基础上成立,以束纫秋社长为首的社领导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夜以继日从速提出方案。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王一平为首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同时决定由夏征农担任主编,并请尚未“解放”的罗竹风出山继续担任副主编,并主持常务工作。在诸多问题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巢峰起草了《〈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共8条39款。大胆否定了在《辞海》编纂中存在的“左”的倾向。在编纂队伍方面,巢峰向束纫秋建议:向兄弟出版社借调编辑和校对,束纫秋欣然接受。于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向人民、科技、文艺等出版社商调了几十名编辑和几十名校对人员,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展开了编纂工作。终于在1979年7月完成了编纂任务,见到了《辞海》(第三版)样书。

  第三版收单字条目14872个;多字条目中的语文条目22741个,百科条目68965个。总条目数106578个,总字数1342.8万多字,比第二版多181.5万字,从而使册数从两卷本变为三卷本。《辞海》(第三版)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成了改革开放的一支报春花。许多词条的注释在当时看来,都是具有突破性的。涉及“文革”的一些条目,在处理方法上十分大胆。“文革”所肯定的事物,如破四旧、大串联、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斗批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等等,一律不收,实质上予以否定。“四五运动”“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以及许多人物,如瞿秋白、罗瑞卿、邓拓、吴晗、田汉、周信芳、张志新等等,则予以列目,充分肯定。刘少奇因尚未平反,暂且不予列目;而在平反后,压缩版面予以补上。涉及台湾词条的释义原则是:“不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不用‘窃据’‘盘踞’‘尚待解放’等用语,强调祖国统一,反对台独。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尊重事实,不随便使用‘残酷剥削’‘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等字眼。”

  《辞海》(第三版)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的,思想解放,释义新颖,受到全社会广泛关注,获得了巨大成功,到处抢购,供不应求,甚至出现黑市,书价翻番。此外,这版《辞海》还为今后历版的编纂建立了几个原则:(1)确定十年一修订的制度,从而使《辞海》成为社会和自然的档案馆。(2)既收单字、普通语词,又收百科词条,比“大百科”收词多若干倍。一书在手,很多条目一般都能查到,十分适合中等及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的需要。(3)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

  《辞海》(第四版):精益求精。

  《辞海》(第四版)是从1984年开始启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各个方面百废待兴,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的思想观念进一步解放。因此,《辞海》(第四版)有了很大的提高:(1)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社会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法、国际学、固体物理学、环境保护等学科成为独立学科,完善了学科体系,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和研究水平。(2)清除了“左”的残余。在人物概括语中不再“戴帽子”“贴标签”。对有些术语类条目,改为“中性”介绍。(3)增补条目,准确反映历史事实。如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条目,原来只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第四版增补了国民党的作用和正面战场的条目。(4)订正错误,更新内容,进一步完善了释文。如【专利权】条,原来的释文是“资本主义国家发明人对其成果享有独占和经营获利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专利权属于国家”,这个释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第四版彻底进行了改写。(5)检索方式上,在原有的笔画查字表、音序索引、外文索引以及部首查字法之外,增加了四角号码检字索引。

  《辞海》(第五版):与时俱进。

  1996年,《辞海》(第五版)编纂正式启动。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9年建国50周年大庆前夕如期出版。《辞海》(第五版)收录单字19485个(含繁体字和异体字),其中17674个列为字头。字头及独立词目122835条;全书篇幅1983万字,改黑白本为彩色本,一改以前的各种版本黑白印刷加线描图的形式,在印刷装帧方面有了根本性的改变。第五版依然由夏征农担任主编,除彩图本之外,还有普及本、缩印本;并由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在内容方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原则:增加了新的词目、新的解释、新的规范、新的数据、新的图片等等。

  《辞海》(第六版):继往开来。

  进入新世纪后,世界形式和格局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辞海》(第六版)的编纂工作始于2005年初。2009年国庆节前夕,第六版彩图本(五卷本)率先面世。之后,普及本(三卷本)、缩印本(一卷本)、世博珍藏版(一卷本)和典藏版(九卷本)相继推出,2010年3月,又推出以《辞海》(第六版)为主要内容的辞海悦读器。《辞海》(第六版)由夏征农、陈至立担任主编。其篇幅较第五版略增,总字数约2200万字,比第五版增加约10%;总条目近12.7万条,比第五版增8%;其中新增1万多条,词条改动幅度超过全书的三分之一;删去条目约7000条。除了新增条目,在原有条目中,也大量援引新的提法,作出新的解释,反映新的情况,执行新的规范,运用新的数据。在增补以前遗漏的词目、音项、义项和释文内容,改正解释、资料、文字、符号等差错,精简不必要的词目和不合适的释文等方面亦着力甚多。

  二、《辞海》编纂的特点

  《辞海》的编纂从民营出版企业创始,到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再到成立上海辞书出版社,跨入新的时代,展现新的面貌,这100年间,最终造就《辞海》这一长盛不衰的图书品牌,还是在建国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辞海》历版的编纂,均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编纂工作始终得到中央历代领导的亲切关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辞海》是我国重大的文化工程,体现了我国的文化形象,代表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因此,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把《辞海》编纂任务交给上海起,《辞海》的编纂就得到党中央历代领导的亲切关怀,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邓小平同志1974年对《辞海》的修订作出重要批示;江泽民同志1989年为《辞海》题词,提出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的要求,1998年为《辞海》题写书名,1999年接见了《辞海》主编、副主编;胡锦涛同志2004年看望了《辞海》主编夏征农同志,勉励做好《辞海》修订工作。

  上海市委市政府更是给予了直接的支持和帮助。1959—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粮、油、烟、布、饼干等许多用品都凭票供应,但编写《辞海》的作者在浦江饭店三次集中,每天中、晚饭四菜一汤,另有香烟可供购买。1978年编纂《辞海》(第三版)时,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市委书记王一平为首的辞海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夏征农担任《辞海》主编。《辞海》(第五版)编纂之前,上海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辞海》1000万元的财政拨款。

  二是拥有两支高水平的、相对稳定的队伍。1936年版《辞海》(即第一版)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编纂队伍仅有一支,十七八个人。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编纂队伍有两支,一支是作者队伍,一支是编辑出版队伍。作者队伍中,网罗了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如舒新城、陈望道、赵朴初、张友渔、钱伟长、周予同、裘沛然、苏步青、李国豪、谈家桢、郭绍虞、刘大杰、沈克非、程门雪、周信芳、俞振飞、贺绿汀、丰子恺、蒋孔阳、周谷城、谭其骧、朱物华、冯契、石美鑫、谢希德、费孝通、叶叔华、翁史烈、杨福家,等等,灿若群星,熠熠生辉。编辑出版队伍中,有夏征农、石西民、赵超构、李俊民、杭苇、罗竹风、陈落、束纫秋、巢峰、严霜、杨祖希、陈昕、鲍克怡、徐庆凯、杨关林、王芝芬、严庆龙等等。在作者、编者两支队伍中,从总体上说,可谓品德与学问兼优,富有辞书编纂经验。四十多年来,这两支队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虽然其间有很多人已经辞世,但是也有新的力量不断充实进来。能像《辞海》这样,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作者和编者队伍的,可说是绝无仅有。

  三是形成了一种“辞海精神”。1989年3月15日,在《辞海》(第四版)即将问世之际,江泽民同志为《辞海》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他把编纂《辞海》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概括为“辞海精神”,并把这一精神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密切联系起来,予以肯定和提倡,这对从事《辞海》编纂的人员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甚至对整个出版工作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四是严密的组织工作。《辞海》在编纂过程中有大量的组织工作。包括制定编纂方案、编纂体例,组织收词、讨论试写样稿、编写、定稿、编辑加工(一审)、编辑室主任二审、总编(正、副)终审、校对(八校)、印制等工作,甚至对后勤保障也有一套详细的规定。

  80年的风风雨雨,80年的历史积淀,80年的文化传承,80年的精心磨砺……如果说历史是时代的步伐,那么也可以说《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今后,《辞海》将继续与时代同行,并记录时代前行的印迹。

  (本文作者巢峰为《辞海》《大辞海》常务副主编,张敏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