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北京有90%的房子被棕熊扒过,我们会恐慌成什么样子?

科普中国-我是科学家 2018-08-30

  长江源头、羌塘、贡嘎山、阿尼玛卿、祁连山、昆仑山……他走过藏野驴自由奔跑的高原,也越过雪豹悠闲漫步的山巅。他是北京大学动物学博士刘炎林。投身野生动物保护工作14年,他认为保护野生动物不仅仅是保护动物本身,更在于协调人兽之间的关系。

  以下为刘炎林演讲实录:

  现在,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前往七年前的青藏高原。

  2011年的7月3号,我碰到了这只母熊。

  刘炎林在青藏高原碰到的母熊。拍摄:吴岚。

  在那之前的十天,我的同事给它戴上了卫星跟踪颈圈,颈圈除了接收和发送卫星信号,还有无线电信号,所以我们可以拿着无线电接收机去追踪它到了哪里。那天我们接近山顶的时候,听到一声低沉的吼声,然后一个熊就向我冲过来。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现在这样,后脑勺就一阵一阵发热,所有汗毛都竖了起来,还好没尿裤子。

  这只母熊是两只小熊的妈妈,因为我们比较接近两只小熊,所以母熊从山顶上面冲过来,最近的时候大概有十来米,它这样冲了三次,想把我们赶走。我们当时三个人靠在一块,把手举起来,这样就显得很高,目光盯着地面,慢慢往后退,然后母熊也带着它的两个小孩回去了。这是我跟棕熊的第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在追踪棕熊的三四年时间,我近距离碰到过它们三次,而且三次都是带崽的母熊。一般来说,带崽的母熊和吃东西的公熊是最危险的,但我比较幸运,要不然今天也不能站在这里了。

  对于我这样的动物保护者来说,棕熊这样的大型食肉动物可能是中国西部荒野的一个象征——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大型动物,中国的西部荒野可能会显得死气沉沉。

  但是,对当地牧民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冲突、风险和损失。因为牧民要和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棕熊会破坏他们的房屋,会吃掉他们的粮食和牲畜。还有狼、雪豹,还有很多其他动物,甚至一些吃草的动物都会带来损失,比如说野牦牛也会把家牦牛给拐走。

  在青藏高原上十几年来,这种冲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这些冲突它是怎么样出现的?那么它对人和对野生动物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怎么样来解决?在我做的工作里,好多工作跟这些问题有关。

  在2011年我参加工作之后,第一项工作就去抓棕熊,并且给它戴上颈圈。 

  我们一共给两只棕熊佩戴了颈圈,一只四岁的年轻公熊,另外一只就是开头我说的碰到的那只母熊。我们追踪到,这两只棕熊会在青藏高原上大范围地活动。

  两年时间,母熊大概是5000多平方公里,公熊甚至达到了7000多平方公里——这个范围有多大?北京大概是1.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一个公熊的活动范围可以有半个北京那么大。

  同时,根据我们两年里进行的初步跟踪,发现它们的活动也非常规律。比如说,它们冬天十二月份开始冬眠,到第二年的三月中旬开始出来,出来之后就会在冬眠洞的周围转来转去。但是,那时候它们的主要食物旱獭(一种土拨鼠)还在冬眠,棕熊没有吃的,就可能去抢夺雪豹的食物。雪豹会杀死岩羊,而棕熊就过来把它抢走。

  棕熊的主要食物旱獭。图片来源:wikipedia

  到了四五月份,土拨鼠出来了,棕熊有了食物,就会慢慢地扩大活动范围。

  到了夏天,就是六七八月份,它会大范围地游荡找食物,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它和牧民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时候,牧民会搬到夏季草场,冬季住的房屋就没有人看,里面有很多好吃的,棕熊就会过来。然后到了九十月份,秋季,它就会回到冬眠洞的周边,吃得饱饱的,胖胖的,到十二月份就又开始冬眠。

  但实际上当地有非常多的关于棕熊的传说。有的传说中,棕熊它会把晒干的牛粪放到脑袋上,坐在草地上,远远看去,好像一个慈祥的老妈妈在纺线,小孩就会靠近,它就把小孩子吃掉。但是我从来没有证实过这个传说,我觉得这只是个童话一样的故事。

  老百姓还会说,棕熊进到房屋之后,会把面粉、白糖跟炒菜油和在一块,吃得津津有味,然后走掉。这个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我亲眼见过的一次,是一只棕熊,跑到房子里, 那个房子里堆了满墙的面粉袋,一袋面粉摞一袋面粉,然后棕熊就从下面抽出了一袋,拖着那个面粉袋子就往山上走,在山坡上留下一条细细面粉线。

  刚才说过,棕熊的天然食物是旱獭,它们为了吃旱獭会非常锲而不舍。比如说你看这个洞,它可以挖四五米长的沟,一米深的洞,把旱獭给抓出来。

  棕熊为了吃旱獭可以挖四五米长的沟,一米深的洞。

  所以,你可以想象,相比到房子里去找吃的,抓旱獭太费力了。要是我,我肯定也喜欢到房子里头去找吃的。我们在当地做过调查,90%的牧民的房子都被棕熊给扒过。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北京有90%的房子都被棕熊扒过,那我们会恐慌成什么样子。所以,这是在青藏高原上非常严重的而且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一个问题。

  大概从2003年开始,棕熊和人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比如说20年前,高原上还是牧区,基本上没什么房子,大家住在帐篷里头,所有吃的和帐篷都是跟着人走的。但是,现在的房子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我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分析整个西藏关于“人兽冲突”的一些记录,这个叫做“野生动物肇事补偿”。这个政策的逻辑是:那个动物把老百姓的东西给吃了,或者房屋给破坏了,政府来提供一个经济补偿,那老百姓就不会那么怨恨野生动物,也不会因此就把野生动物给杀掉。

  西藏大概从2007年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积累了有几十万条数据,而我现在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分析这些数据,看这个冲突有什么规律,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

  但是,对于人和棕熊的冲突,单纯靠这种事后的经济补偿是不够的。如果你要管理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的冲突,你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措施,比如说,就“棕熊和人冲突”这个问题来说,你需要把棕熊给管好,你也需要把牧民给管好,你还要管理他们两个一起生活的这个环境,所以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措施。

  青藏高原上的牧民自己也想了好多办法,比如说,在很多年前,大概2004到2005年的时候,老百姓就想出来了:你不是要进房子么,那我就把门窗给打开,你自己进去,找不到吃了你就出来了。这个非常简单,也比较有效。

  牧民把门窗给打开,棕熊进去之后找不到吃的就出来了。拍摄:李娟

  另外,政府和一些民间机构也在做一些试验。比如说,下面这个是拿那个太阳能的电围栏,一个简单的围栏把房屋围起来,棕熊一过来碰到这个围栏,就会有一个脉冲式的电击,不会把棕熊给电死,也不会把人电死。这个方法比较有效,但需要一个前期的投入和后期维护,所以目前这些做法都是小规模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和推广。

  牧民用电围栏把房屋围起来。

  同时,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在这种冲突中,人会受到损失,但从另外一方面,棕熊也会受到威胁。

  比如说,在高原上,棕熊它不是生活在无人区的,实际上,除了藏北高原、可可西里这些完全没有人的无人区之外,其它大部分地方都是有人的,虽然那个人口的密度要比北京上海低得多,但它仍是一个有人生活的地方,所谓人类主宰的一个景观。所以,如果我是那个棕熊,我每天都会碰到道路、碰到汽车、碰到牧民,还会碰到一些无知的人拿着无线电颈圈去追踪我——也会感受到威胁。

  所以,如果我们要保护棕熊,那么,你可能需要在高原上探索出一个新的、让大家能够生活在一起的方法,但这会是任重道远。

  在我们开展棕熊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调查了雪豹。

  雪豹。拍摄:北大/山水

  这个山沟是在青海的玉树,一个叫索加的乡镇,是《我们诞生在中国》拍摄雪豹的地方,也是我见过的最容易看到雪豹的一个地方。

  我第一次看到雪豹,也是在这里。那天我们往山沟里走,前一天下了大雪,一个同伴告诉我,那个地方有个雪豹, 我扭头一看,就看到一个应该是个公的雪豹,它缓缓地、缓缓地走过山坡——我当时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就是,你看到一个大型动物,优雅地、慢慢地走过雪地,感觉非常梦幻。

  但是我一个师妹的遭遇就没有这么梦幻。这位师妹是国内最早做雪豹研究的女性博士,当时她爬上一个山坡,在一个石头前看到一具岩羊尸体,尸体还在发热,所以她特别兴奋,就跟山下的老师说,老师,我这里发现一个岩羊尸体!但是她没看见,那个雪豹就站在她的头顶上,“咻~”跳了过去。

  现在,我们要说起雪豹的保护,不得不提到乔治·夏勒博士。他是一位美国动物学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个博物学家之一。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西部的雪豹状况做了非常全面的了解。他是我们这些人的偶像,他的工作和著作,激励了好多人。

  乔治·夏勒博士,他曾在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西部的雪豹状况做了非常全面的了解。

  2014年到2016年,我有幸陪同乔治·夏勒博士重新考察了青海的好多地方。因为他在80年代做过调查,30年后,他想再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那几年里,我们一起跑了好多地方。

  他发现了什么?他发现,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的观念,比如说,80年代时,你跟当地的干部说“保护”,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什么叫保护?但现在,你再回到青藏高原,可能每个人都跟你来说保护,在媒体上,“保护”是个主流的词。

  再比如说,80年代初期、中期中国还没有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是1988年、1989年的事),所以他在那边做调查的时候会碰到好多牧民,他们都会背着枪,会打猎,甚至政府也在组织猎杀岩羊,然后出口到国外。但是,到现在,“动物保护”变成一个基本的国策,打猎也是被严厉禁止的。

  其实,我们现在来谈论雪豹的保护,并不是因为它太少了,你不拯救它它就要像华南虎那样快灭绝了,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一个是,因为雪豹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物种,它没有了,这个生态系统就会有问题。另一方面,雪豹生活的区域,青藏高原的那些大的区域,实际上是中国乃至亚洲好多大河的源头,所以你保护雪豹就是在保护这些水源地。

  但是,目前来说,我们对雪豹了解非常多吗?并没有。

  雪豹区域调查图。

  上个月,北京大学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把国内的雪豹保护团队召集在一块,一起来看我们在哪些地方做过雪豹的调查。上图中,这些黑线的圈,就是做过雪豹的红外相机调查的区域,看起来大概只有3%到5%,也就是说,中国大部分的区域我们都没有调查过。所以,我们现在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雪豹,不知道在这些区域雪豹会面临哪些问题。如果把整个中国西部当做一个雪豹分布的画卷,那这个画卷上是有很多空缺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才能有效保护雪豹呢?

  答案可能就在这张照片里头。

  雪豹。拍摄:索加乡

  你会看到,这个雪豹身后是一个石刻,这是在高原上常见的六字真言。在高原上面,雪豹和棕熊一样,它也不是生活在无人区,而是跟人生活在一起。而当地藏族的民众,会把好多地方都划为一个神山圣湖,就是用信仰和传统保护起来的区域。

  比如,他们会把雪豹看做山神的狗,把那个雪豹吃的猎物岩羊看作是山神的牲畜。他们秉承的另外一种世界观,认为万物和众生都是土地的客人,人也是这个土地的客人,人需要善待其他的生命——他们的这种信仰,也是是雪豹保护和其他动物保护的一个最大的保障。

  所以,要保护雪豹,我们可能需要把政府主导并且资助的这些保护区,和这些老百姓用信仰保护起来的神山圣湖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做有效的长期保护。

  以上是我参加过的两个物种的一些工作。之前有人问我:作为一个海边长大的渔民后代,为什么花了那么多时间在高原上面?这可能缘于我一些个人经历的特殊。

  我18岁从北部湾的海边来到北京大学读书,学的生物技术,但入学后,我就变成主修登山,辅修生物。我花了非常多时间去爬山、锻炼、跑步、攀岩和攀冰,每年夏天就跑去青藏高原登山。登山教会我很多东西,比如怎样在野外条件下生活得很好,也让我跟青藏高原建立了一些联系,因为我见过那边的山,见过那边的水,后来我才知道,青藏高原上还有野生动物。所以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到那个藏北无人区的边缘来做藏羚羊、藏野驴的调查。我在那边花了好多时间,也看到好多动物。

  毕业之后,顺理成章地,我就加入到山水资源保护中心,也就是我们做棕熊研究的团队。在我从一个业余登山者变成一个专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的过程里,那乔治·夏勒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005年,我有幸跟他一起到新疆南部的西昆仑做藏羚羊的调查,那是他20多年工作的最后一项:确定藏羚羊的产羔地到底有多少动物。我们在那边花了一个半月,调查清楚,最后,他给新疆自治区建议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这是乔治·夏勒博士他的许多成就中的一点点,但是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有激励作用的一个火把,让我知道野生动物保护可以这么好玩,可以这样子来做。

  我现在还记得,在那一个半月里,我天天背着那个三脚架,拿着望远镜和吃的,一走一整天,到处去找藏羚羊。我还记得一次奇妙的经历:有一次,当藏羚羊都往回走了,我们就背着帐篷跟着它走,然后看着手里的地图,发现我好像走出了个地图了,走到了一片地图外的土地。那片土地存在了很久,但是对我来说,它是完全未知的。在那种时刻,你会同时有巨大的恐慌,也会有巨大的兴奋,因为这是个未知的土地。

  在我从一个业余登山者到一个动物保护者之间,还有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Peter Fleming说:像今日的探险,你容易去做,但是难以正当(the adventure nowadays is easy to make but difficult to justify.)

  乔治·夏勒回答道:但是“保护”会提供充足的探险的理由(but conservation provides ample justification)。

  当我回到高原,在崎岖的山地间徒步,或者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驱车,我体会到一种英雄主义的要素,这也是登山教会我的:你需要调动所有的技能,在不确定的土地上回答未知的问题。

  刘炎林演讲现场。

责任编辑: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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