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海啸灾害

　　中国古代灾害史资料中有关海啸的内容，由于发生频度和影响地域有限，和严重危害经济重心地区的水旱灾害相比，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但中国古代海啸的灾情记录和赈救方式，除灾害史料的意义以外，还体现了我国先民海洋学知识的积累，反映了古人对自然认识的进步，对于世界范围内同类灾害的研究以及可能的预警也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启示。

　　古史“海溢”记录

　　清人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七写道：“潘印川先生曰：‘海啸’之说，未之前闻。愚按：‘海啸’之说，自古有之。或潘先生偶未之见耳。”张说是正确的。“海啸”之称虽然出现较晚，然而此前对于海啸现象的记录，可以说确实“自古有之”。

　　古人对海啸现象的表述，曾经使用多种词语形式，其中比较常见的是“海溢”。汉代已经有关于“海溢”的明确记载。《汉书·天文志》写道：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五月，勃海水大溢。”《汉书·元帝纪》记载，第二年皇帝颁布诏书，就连续灾害表示沉痛，其中说：“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看来，这是一次因地震引起的海啸。王莽时代又发生“海水溢，西南出，寖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的情形（《汉书·沟洫志》）。《后汉书·桓帝纪》记载：永康元年（167年）秋八月，“勃海海溢。”《续汉书·五行志三》也记录了“勃海海溢，没杀人”的灾情。《后汉书·灵帝纪》：建宁四年（171年）“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熹平二年（173年）“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地震引发的海啸。

　　曹魏正始二年（241年），“海水溢出于青州乐陵之隰沃县，流漂一百五十二人。”（《魏书·灵征志上》）《隋书·天文志下》说，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七月，也发生过一次“海溢”。《新唐书》记录了泉州海溢、括州海溢、青州海溢、广陵海溢、杭州海溢、密州海溢、越州海溢。其中括州和青州都发生过两次海溢。《新唐书·五行志三》这样记述唐肃宗时代的一次青州海溢：“上元三年八月，青州大风，海溢，漂居人五千余家。”《宋史》记录了5起“坏庐舍，溺居民”的比较严重的“海溢”和“海潮溢”。据《宋史·五行志一上》记载，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八月丁亥这一天温州发生的“海溢”，冲毁了民房、盐场和寺庙，死亡2万余人，无人掩埋的尸体多达七千余具。宋人方勺《泊宅编》卷中写道：“政和丙申岁，杭州汤村海溢，坏居民田庐凡数十里。”这也是一次灾情严重的海啸，然而不见于《宋史》。可见正史的记录是极不完全的。元代虽然统治时期短暂，然而《元史》记录“海溢”、“海水溢”、“海潮溢”、“海水大溢”、“潮水大溢”、“海潮涌溢”、“海水日三潮”等现象多达16起。清人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五引《野史》：“至正戊子年，永嘉大风，海舟吹上高坡十余里，水溢数十丈，死者数千。谓之‘海啸’也。”这次“海啸”，也不见于《元史》。《明史》记有“海溢”、“潮溢”、“潮暴至”以及“海啸”等灾害17起。灾难发生，往往“淹田宅人畜无算”。如弘治十四年（1501年）琼山“潮溢”，据说“平地水高七尺”。《明史·五行志一》还记载：“崇祯元年七月壬午，杭、嘉、绍三府海啸，坏民居数万间，溺数万人，海宁、萧山尤甚。”《罪惟录》卷三：“（永乐）十五年壬戌八月，高州府海啸，坏城郭。”但《明史》对这次海啸不载，这也是正史记录仍不免遗漏的例证。《清史稿》记录的清代“海溢”、“海水溢”和“海啸”灾害，多达56次。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二○有“海溢”条，明确说“‘海溢’一曰‘海啸’。”当然，史书记载的“海溢”或“海水溢”是不是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海啸”，如“风雨，海溢”，“飓风大作，海水溢”等情形，可能还需要仔细的甄别。

　　海吼·海唑·海沸·海啸

　　除了“海溢”、“海潮溢”等说法，史籍中关于海啸还有多种表述形式，如《旧唐书》就可见“海水翻上”、“海涛奔上”、“海水翻潮”、“海水泛滥”、“大风架海潮”等。

　　明人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六说到舟人占验风雨海浪的谚语，涉及一种海上异常声响“海唑”：“山抬风潮来，海唑风雨多。”又解释说：“‘抬’，谓海中素迷望之山，忽皆在目。‘唑’，读如鹾，万喙声也。”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籖》卷一一写道：“‘唑’，方言，比海如人嚣声也。”有人又称“海唑”为“海吼”，以为就是海啸。清人施鸿保《闽杂记》卷三写道：“近海诸处常闻海吼，亦曰‘海唑’，俗有‘南唑风，北唑雨’之谚，亦曰‘海啸’。其声或大或小，小则如击花鼓，点点如撒豆声，乍近乍远，若断若续，逾一二时即止；大则汹涌澎湃，虽十万军声未足拟也；久则或逾半月，日夜罔间，暂则三四日或四五日方止。”“海唑风雨多”，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二一和杨慎《古今谚·吴谚楚谚蜀谚滇谚》都作“海啸风雨多”，正是将“海唑”写作“海啸”。对于灾情的命名，明代已经较多使用“海啸”的称呼。范濂《云间据目抄·记祥异》说，“五月三十日，漕泾海溢，俗谓‘海啸’。边民飘决者千余家。”“海啸”得名来自俗谚，在中国海洋学史上和整个中国科学史上，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有学者讨论“海啸”词语的发生，认为“‘海啸’一名的出现至迟在元代。1344年的海啸，虽然《元史》记为‘海水溢’，但地方志，如嘉靖《宁波府志》、康熙《台州府志》等已用‘海啸’一词。”（宋正海等：《中国古代海洋学史》，海洋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92页）然而，以明清方志用语论证元代“‘海啸’一名的出现”，不足为据。确实可以证明元代已经出现“海啸”一语的论据，其实是有的。例如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二九《地理》有“恶溪沸海”条，其中写道：“郭学录又言：尝见海啸，其海水拔起如山高。”

　　又有称“海啸”为“海沸”的情形，如《明史·五行志一》：“（万历）十七年六月，浙江海沸，杭、嘉、宁、绍、台属县廨宇多圮，碎官民船及战舸，压溺者二百余人。”所说“海沸”就是“海啸”。同一事件，《明史·神宗本纪一》就写作：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甲申，浙江“海溢”。《博物志》卷三有关于“海沸”的传说。说“九真有神牛”，“共斗”时，就引起“海沸”。《宋史·五行志下》也说：“绍兴八年，广西海壖有海兽如马，蹄鬣皆丹，夜入民舍，聚海溢，环村百余家皆溺死。”这种传说，反映了人们对海啸的疑惧。可以导致海啸的神兽，前者说“九真有神牛”，后者说“广西海壖有海兽如马”。传说发生的地点，都在南海北部湾海滨。对于今天人们所关注的南亚海啸而言，这是中国古代海啸记录中最临近的地区。

　　海啸灾难的赈救和防范

　　因为海啸发生的原因未能明朗，古人对这种自然现象怀有神秘主义意识。汉元帝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之后，看作上天的责罚，有“其咎安在”的自问，并且要求臣下直接批评自己的过失，不要隐瞒。元代发生海啸之后，有“祀海神”，“祭海神”，“命天师”“修醮禳之”，以及“修佛事”、“造浮屠”“以厌海溢”等举动。历代又多有官员在海啸发生之后自请免职以承担责任的情形。《清史稿·德宗纪二》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己酉，天津海溢，王文韶自请罢斥，不许”，上谕说：“非常灾异，我君臣惟当修省惕厉，以弭天灾。”这种意见，体现出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海啸在执政者的意识中，依然被看作天意的显示。这次灾难，竟然影响到朝廷关于中日和战的争议。光绪帝针对废约决战的意见，在陈说“仓卒开衅，战无一胜”的观点之后，又说：“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战守更难措手。”

　　尽管对海啸的理解有历史的局限，历朝统治者对灾区施行赈救的态度大多还是积极的。如汉元帝灾后即“诏吏虚仓廪，开府库赈救，赐寒者衣”。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海啸刚一平息，皇帝就“使谒者案行，收葬乐安、北海人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给贫羸”。乾兴元年（1022年）海啸发生之后，宋仁宗“诏振恤被水及溺死之家”。此外，朝廷对受灾地方“免其租”（《元史·英宗纪一》）、“徙居民”、“溺死者给棺敛之”（《元史·泰定帝纪二》）、“给其被灾户粮”（《元史·成宗纪四》）、“遣官存恤”（《明史·太祖纪二》）等措施，大都是比较及时的。

　　在朝廷最高指令尚未传达到灾区之前，也有一些出于大义的勇敢的官员顶着矫制的罪名，及时地进行赈救。《元史·赵宏伟传》说：大德五年（1301年），“大风海溢，润、常、江阴等州庐舍多荡没，民乏食。（赵）宏伟将发廪以赈，有司以未得报为辞，宏伟曰：‘民旦暮饥，擅发有罪，我先坐。’遂发之，全活者十余万。”他不避罪责，毅然决策及时赈给，挽救了十余万灾民的生命。明代也有类似的史例。嘉靖年间，“海溢，没通、泰民庐”，主持两淮盐政的吴悌“先发漕振之而后奏闻”（《明史·儒林列传二·吴悌》）。这样的举措，也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

　　强化防范措施，是统治者在海啸灾后的又一工作重心。《元史·泰定帝纪一》说：泰定元年（1324年）十二月，因“盐官州海水溢，屡坏堤障，侵城郭”，在“遣使祀海神”的同时，决定根据实际情势，“叠石为塘”。诏曰：“筑塘是重劳吾民也．其增石囤扞御，庶天其相之。”《元史·五行志一》也有这样的记载：“十二月，杭州盐官州海水大溢，坏堤堑，侵城郭，有司以石囤木柜捍之。”

　　《明史·太祖纪三》说到崇明、海门“海溢”之后朝廷“遣官赈之”的同时，“发民二十五万筑堤”。《明史·陈瑄传》说：永乐九年（1411年），“海溢堤圮，自海门至盐城凡百三十里。命（陈）瑄以四十万卒筑治之，为捍潮堤万八千余丈。”据《清史稿·河渠志三》：“康熙三年，浙江海宁海溢，溃塘二千三百余丈。总督赵廷臣、巡抚朱昌祚请发帑修筑，并修尖山石堤五千余丈。”这种在灾害发生后及时修复海堤以防范海啸再次冲击的做法，体现了一种积极的行政政策。与“祭海神”、“修佛事”等行为相比，也体现了统治者显然更为清醒的自然观。